特稿

  • 可持续革命——塑造人类文明发展新范式

    黄晶,彭雪婷,孙新章,等

    可持续革命是人类在发展理念和发展范式方面一场深刻变革,是人类认识到对自然的开发存在极限,通过主动转变生产和生 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共生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塑。可持续革命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意义上相一致,前者侧重于行动,而后者侧重于理念。可持续革命已经开始,但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并随着可持续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以及人类的主动转型而加速 孕育能量。可持续革命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人类社会发展目标逐渐从追求GDP增长转向追求人的福祉全面提升;二是发展模式由 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转向绿色、低碳和循环;三是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首要动力,创新生态将进行系统性变革;四是世界各国以及 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加强,通过全球行动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五是人类逐渐建立理性而富有远见的新认知,人类素质大幅提升。展望未来,可持续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但其五个特征发展路径的差异性以及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决定了这一进程将充满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坚持不懈地努力。

    2021年01期 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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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

  • 中国碳中和目标下的二氧化碳排放路径

    蔡博峰,曹丽斌,雷宇,等

    结合中国中长期规划研究成果和国内外学术文献,充分考虑中国现阶段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新技术研发和投入使用周期,利用中国高空间分辨率排放网格数据库(China high resolution emission gridded database,CHRED),自上而下(基于中国中长期排放和强度目标并参考IPCC-SSPs排放情景)和自下而上(基于CHRED 50 km网格分部门排放,利用空间公平趋同模型),建立中国碳中和目标下的2020-2060年二氧化碳排放路径(CAEP-CP1. 1)。CAEP-CP1.1表明,中国2027年左右达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为106亿t,达峰后经历5~7年平台期,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5亿t。CAEP-CP1.1空间格局(50 km)在2030年 和IPCC排放情景基本一致,但2060年差异较为显著,主要由于CAEP-CP1.1是基于中国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相比IPCC情景减排 力度更强。2060年排放格局下,中国基本实现超低排放,绝大部分区域(50 kmx50 km)排放量都低于100万t,而在IPCC的情境下, 中国2060年仍有不少区域排放量超过1 000万t。CAEP-CP1.1空间化排放数据可与IPCC-SSPs(0. 5°网格)比对和分析,路径数据可 实现部门、区域对标分析和横纵向比较,国家-区域-部门-网格数据联动和双向反馈,可追溯性强(可分析每个50 km空间网格分 部门排放和相关参数),便于根据实际发展、国家重大决策变化和认知提升等动态调整和迭代升级路径数据,有利于决策者在国家-区域-部门层面模拟和推演不同政策措施下的排放情景,为二氧化碳排放管控科学化、精准化提供重要支撑。

    2021年01期 7-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24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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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省域净碳转移权责分配

    王育宝,何宇鹏

    碳排放核算及碳排放权地区分配,是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利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和MRI。模型,从价值链渠道层面揭示了省域净碳转移方向及根源;基于国家价值链理论,对国内省域产品流出增加值进行分解,以省内增加值占比为分担因子,提出了中国省域净碳转移责任分担标准。研究发现:①2015年中国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存在 显著差异,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调出、调入隐含碳是省域碳转移的主要原因。②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存在净碳转移,国内经济发达省份 通过国内贸易对欠发达省份存在净碳转移;西北、东部沿海区域分别是国内最大净碳转入、转出地区。③省域间国内净碳转移应由碳 转入地和转出地共同承担,净碳转出省份应增加碳排放责任,而净碳转入省份应减少碳排放责任;省域碳转入责任分担由流出贸易隐含碳及省域流出贸易本地获益能力决定,而碳转出责任分担由流入贸易隐含碳及省域贸易来源地获益能力决定。该研究对制定地区 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完善考虑碳转移的省域碳排放核算方案及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构建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2021年01期 15-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9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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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空间减排效应:准自然实验与政策溢出

    李治国,王杰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已然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环境规制手段之一,但碳交易市场建设在空间维度上的溢出减排效应评估仍然存在不足,减排作用发挥的具体渠道和综合效果亦有待明晰。基于我国碳交易试点2007-2017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进行准自然实验并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综合评估碳交易政策实施的空间减排效应;进而立足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技术进步渠道分析碳交易政策发挥减排作用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整体上有效促进试点地区的碳减排,其中天津、湖北等地响应迅速 且显著。碳交易试点政策在有效抑制试点地区碳排放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溢出效应同时有助于抑制邻近地区的碳排放。碳交易政策减排效应发挥存在较长的周期性,长期内其减排作用逐渐显著,且直接减排作用要远强于间接减排作用。经济发展渠道是现阶段碳交易政 策发挥减排作用的重要路径,但同时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具有促增威胁,而能源消费则是导致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阻碍。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将成为碳交易政策潜在减排效应有效发挥的关键所在。基于此,积极推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建设,注重区域碳交易市场的均衡发展和有序推进,同时强化区域间绿色经济协同发展和知识技术交流合作,从而形成区域间良性协作的低碳发展模式。

    2021年01期 26-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3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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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碳交易试点覆盖企业的微观实证: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方法与企业绿色创新

    宋德勇,朱文博,王班班

    作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政策手段,碳排放权交易在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同时,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 通过匹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重点控排企业数据与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专利数据,首先运用多期PSM-DID方法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采用全样本多期DID、反事实、安慰剂、改变时间窗宽、Tobit模型等方法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然后手工搜集试点地区重点控排企业具体的配额分配方法数据,并基于企业层面的配额分配方法考察不同的配额分配方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最后,将企业按早期绿色创新水平和规模大小分组,检验配额分配方法对不同组别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激励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①碳排放权交易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②基准法相对于历史法,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更强。③历史法会 削弱早期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动力,产生“鞭打快牛”的效应;而基准法则更有利于激励早期绿色创新积累较多的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产生“激励先进”的效应。基准法分配还更有利于激励规模较大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果受其核心制度设计一配额分配方法的影响,且对于不同特征的企业而言,其受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基于此,应充分结合各行业、企业特征,权衡不同配额分配方法的优势与短板,建立科学合理、奖惩分明、兼具公平与效率的配额分配制度,强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进而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2021年01期 37-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9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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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色创新是否适应气候变化:中国专利和GHG排放数据的实证

    张意翔,成金华,徐卓程,等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中国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高峰,努力争取在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要想实现该目标就必须减少包含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考虑到我国经济和能源系统所具有的高碳化特征,绿色创新驱动被认为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我国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之一。现有研究主要分析绿色 创新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少研究绿色创新是否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本文基于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绿色技术 专利与GHG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负二项式固定效应回归及自回归分布滞后等模型分析了绿色创新对气候变化的适应程度,该适应程度用气候变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程度表示,两者成正相关关系。研究发现:①气候变化会诱导绿色创新,但诱发效应较小。尽管 CO2EG的影响最大,但也只有0.3%左右。②不同GHG排放源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程度不同,天然气和煤炭消费产生的碳排放与之成正比,石油和其他GHG与之成反比。③区域碳排放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成正比。④不同来源的投资对绿色技术专利数量的影 响具有异质性,私人投资比政府投资更能提升绿色创新的适应程度。最后,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提高绿色创新对气候变化适应程 度的若干建议:①中央政府应通过减税和补贴等手段刺激地方政府进行绿色创新投资;②实行差异化行业创新政策,更加致力于促进旨在减少煤和天然气碳排放的技术研发;③加大新能源投资;④刺激私人投资,完善投资结构,把有限的私人投资投入到能源和电信等行业,提高私人公共投资的创新效率。

    2021年01期 48-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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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补贴时点对新能源研发创新的影响与区域差异

    刘丰云,沈亦凡,何凌云

    根据政府补贴和研发活动的时间顺序划分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手工摘取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更贴切实际。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出发,理论上剖析事前补贴和事后补贴直接及通过研发投入间接影响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然后建立面板Tobit模型分别基于全国和东、中、西部样本检验其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直接路径和中介过程前、后路径上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整体上看,事前补贴能较好地缓解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既能通过促进研发投入(事前补贴每增加1元,新能源企 业研发投入将增加1.12元)间接提升创新绩效,也能带动先进资源进入而直接提升创新绩效(1.20X10-7)。而因事后补贴发生于研 发活动之后,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有限,但能激励企业管理者加强研发创新管理而直接促进创新绩效(3.72X10-')。②因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了事前补贴对企业自身研发资金的挤出效应及创新管理的难度,因而对事前补贴影响创新绩效的中介过程前(-2.13)、 后(-4.96X10-7)路径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③因中、西部地区财政补贴对新能源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及企业低水平的研发创新效率,财政补贴通过研发投入促进创新绩效的中介路径受阻,而事后和事前补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分别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显。④适度的环境不确定性能促进东部地区事前补贴对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且更能突显西部地区事前补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但负向调节中部地区事后补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因此,建议从整体上加大事前补贴数量、降低新能源行业的环境不确定性,但不同地区应采取差异化的具体措施,如加大中部地区的事后补贴数量,适度提高东、西部地区的环境不确定性水平,加强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活动应对市场变化的灵活性,提高中、西部地区新能源企业的竞争力及研发创新效率。

    2021年01期 57-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55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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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源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存量流量一致性投入产出模型的数值实验

    周潮,郭卫香,孙慧

    结合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存量流量一致性(SFC)模型、投入产出表(10)分析、生态宏观经济学和离散动力系统的相关理论,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提出存量流量一致性投入产出(SFC-IO)分析框架建模方法,把经济和环境作为统一的宏观经济-生态系统来 进行研究,将能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纳入宏观经济学模型之中,同时对金融体系中的货币流、实体经济中的商品流及自然环境中的物质流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研究发现:一是能源价格加成上升将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能源消费减少导致能源需求减少,而能源需求减少又推动了工资下降,进而使得总消费减少,通过投入产出表各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乘数效应发挥显著作用,放大了由于能源价格冲击而导致的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二是能源投入回报(EROI)上升使得能源部门的中间投入增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居民对能源的相对消耗增加,由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向居民和政府销售的能源和产品数量下降,导致中间产品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增大,导致能源总消耗增加,最终需求下降。三是模拟计算出我国能源效率提高的总回弹效应为34.2%,发现通过技术进步,使得能源消费节省水平提高50%,但是通过回弹效应模拟,发现能源消费总量并没有预期减半,普通品价格下降4.2%,能源品价格下降12.4%,实际上会导致能源消费增加,使得能源投入减少,导致直接的回弹效应。

    2021年01期 68-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56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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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脉络与超循环经济趋势

    张智光

    目前对于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脉络和规律,尤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尚缺乏专门性和全过程的研究。现有相关研究只是针对其中的子过程展开的,但仍存在模式分类有交集、不完备和缺乏机理模型描述等不足。这些正是该文拟解决的问题。首先,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超循环理论等,结合实际调研,对绿色经济模式进行合理提炼、分类和脉络梳理。然后,运用系统结构建模方法,构建各 绿色经济模式的理论模型及其在实际领域(以林业为例)中的多层级动态演进模型。最后,借助以上模型对绿色经济模式的演进规 律进行系统分析。由此得出以下几点结论:①绿色经济模式的总体演进历程包含三个阶段,起步阶段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末端治理 型绿色经济(I型GE);成长阶段是“从摇篮到摇篮”的资源链闭环绿色经济(n型GE);成熟阶段是“从孕育到孕育”的三链超循环型绿色经济(m型GE)。②n型GE又经历了一个具体的演进过程。从深度视角看,它以循环经济理论为基本框架,并逐步融合了清 洁生产、低碳经济和共享经济等理论和技术;从广度视角看,它包含从一元企业n型GE到多元企业(群)n型GE,再到全社会n型 GE的逐层拓展过程。n型GE的运行原理可以用3R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它包含减量化、再循环和再利用(3R)子系统,由资源链将它们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③m型GE正在经历一个具体的演进过程。从资源链一级超循环到生态链二级超循环,再到价值链三级 超循环的三链(3C)逐级拓展的过程。m型GE的运行原理可以用5R-3C理论模型加以描述,它包含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再培 育和再配置(5R)子系统,由资源链、生态链和价值链将它们连接成一个环境-经济自组织系统。其中,资源链是基础,生态链是支撑,价值链是动力,3C超循环相互促进、相互催化,从而实现生态与产业的互利共生。④m型GE以可再生资源型产业为核心体,并扩展到其他相关产业,乃至全社会。目前,m型GE在实践中已显露雏形;而在未来,它是面向生态文明的绿色经济的发展趋势。

    2021年01期 78-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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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吴力波,任飞州,徐少丹

    环保的集权制度可提升环境规制执行的严格程度,从而有效降低分权体制带来的政企合谋可能;但企业创新在中央垂直管理下受何影响,也即波特假说是否成立依然有待验证。文章通过构建有关企业创新选择的理论模型,证明中央垂直化监管能够促进企 业进行绿色创新,并且相比于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会进行更多的绿色创新。实证部分,文章使用2005-2009年 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了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提出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对废水排放企业绿色专利创新的影响,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进行了验证,为弱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支持。双重差分的结果显示,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后,企业的绿色专利和绿色发明专利有显著提升,并且回归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使用PSM-DID方法后结果也依然稳健。经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创新能力会强化上述政策效应,也即高创新能力的企业相比低创新能力企业会增加更多的绿色专利。上述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①在我国环境标准趋严背景下,仅依靠地方监管存在诸如执行不力等问题,中央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上述弊病。②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也提示我们在实行上述中央监管政策时切勿“一刀切”,要注意环境规制的设计强度和执行强度,同时考虑企业自身实际,保护企业在适度政策压力下进行绿色创新,或有序引导退出现有市场。③仅依靠单一的中央或地方监管是无法胜任目前复杂的 环境治理任务的,需要通过严格的环保制度设计,形成中国独有的环境治理格局。

    2021年01期 90-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6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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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侯艳辉,李硕硕,郝敏,等

    知识型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一方面源于政府的环境规制压力,另一方面源于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然而目前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多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针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意愿对绿色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文章以54家知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在绿色供应链视角下利用层级回归分析探讨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和客户绿色压力均对绿色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意 愿在市场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供应商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在客户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强制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为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良好的氛围;优化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组合方式,保证绿色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型企业高层管理者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时应重视企业绿色创新意愿的养成,培养和引导员工绿 色创新意识的建立,通过培训班、研讨会以及比赛的形式促进绿色创新意愿的传播;时刻关注环境规制政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绿色供应和需求的变化,把握政策和市场的变化方向,并及时对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

    2021年01期 100-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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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色产业政策与重污染行业高质量发展

    陈璐怡,周蓉,钟文沁,等

    绿色产业政策是政府出于推动环境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而实施的政策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技术研发,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相关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还非常有限。文章对14个地级市在1998-2013 年所实施的纺织行业绿色产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评估。基于中国纺织行业27 827家企业在1998-2013年间86 988条企业运行、环境排放与专利申请等企业级数据,通过双重差分以及动态双重差分方法评价了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同时提 升企业的环境与创新绩效,同时还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方向;而且这些绿色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受到企业属性的调节作用:在相同的绿色产业政策冲击下,国有企业在环境绩效方面会显著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别。此外,多次双重差分方法下的政策评估显示,尽管绿色产业政策促进了当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不同城市的绿色产业 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综上,基于本文的政策效果评价,研究认为地方性的绿色产业政策能有效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但是距离全面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着差距。因此,在未来还需要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督导,深化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可持续转型。本研究为构建“绿色制造”的政策体系,提升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供了理论与实证的支撑。

    2021年01期 111-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5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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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色信贷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吗?

    王艳丽,类晓东,龙如银

    基于企业金融资源配置视角,文章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 效率的影响,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绿色信贷政策有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过度投资动机的同时,也改善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倾向,该研究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 更换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应可分为直接效应和派生效应。直接效应体现在重污染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化即长期债务比重下降,派生效应表现为企业寻求替代性融资的动机激增了商业信用规模。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长期债务比重的下降和商业信用额度的增加均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该传导路径受到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程度越高,绿色信贷 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提升效果越弱,且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的微观治理功能也被弱化,进而阻碍了绿色信贷发挥政策功效。文章的研究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绿色信贷政策克服了传统环境规制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的弊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了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有助于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为实现“治污”与 “提效”的双赢局面提供了契机,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01期 123-1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5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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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吗?

    李标,张航,吴贾

    污染排放强度意指单位GDP的污染物综合排放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环境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内蕴着沿江城市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本研究基于2006-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开展计量分析,旨在检验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否能够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识别该国家级发展战略的污染减排机制及其作用大小。本研究有如下实证发现:①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污染减排的作用评估看,DID的估计结果 表明,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有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使污染排放强度大约下降了 0.045个百分点。②从此国家级发展战略的污染减排传导机制角度考察,DID的实证结果显示,该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新型城镇化、结构优化、创新投入和循环生产的机制传导,能够显著促进沿江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③由不同传导机制的污染减排作用大小分析,SYS-GMM的回归结果说明,新型城镇化的污染减排效果最好、结构优化其次、创新投入和循环生产的负弹性系数较为接近。④此外,SYS- GMM的回归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强度的累积滞后效应显著,且长江经济带的累积滞后效应明显大于全国与非长江经济带地区。因而,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以及生态本底增进,确保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政策的制定在省级空间上一致联动与执行强度在时序上连贯的同时,沿长江的城市有必要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和提高循环生产水平。

    2021年01期 134-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8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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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汽车共享出行减少空气雾霾了吗?

    王磊,王雪利,杨文毅,等

    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恶化问题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其在区域发展、社会等级之间和代际的分摊不公正现象还大大降低了人们生活的品质和幸福感。共享出行的出现促使人们由消费者拥有自己资产的生活方式向消费者共享资产的生活方式转变,不仅便利了人们中短途的出行,也增加了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集聚程度;但共享出行依然以汽车为载体,汽车尾气为雾霾的主要 产生方式之一。鉴于此,文章以2017年滴滴出行开城城市的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影响机制。空气雾霾 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控制城市的经济、交通、地理、气象和政策变量后,以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模型估计了 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影响,分别以代表人类活动强度和范围的城市化深度(城市集聚)和广度变量(城市蔓延)为中介变量检验城市形态在汽车共享出行和空气雾霾之间的传导机制,并检验了基于城市层级的异质性。研究发现:①汽车共享出行规模与雾霾在空 间上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系,其最初的发展对雾霾具有显著的促降作用,但当发展到如北京、深圳等规模后会加剧雾霾污染。② 新能源汽车占比的提升有利于减少雾霾,但不显著,目前新能源汽车对雾霾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③城市化深度是汽车共享出行减 排作用的传导机制,这一结论在三线及以上城市中得以验证,四五线城市的传导机制不明显。④汽车共享出行的发展规模应与城市发展规模相适应,设计减排政策可以考虑从集聚的城市形态入手,减少城市的低效蔓延。

    2021年01期 145-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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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生态

  • 空间效应视角下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杨喜,卢新海

    从空间效应视角下分析城市土地城镇化驱动因素可以为优化城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新参考。基于2003-2017年 中国283座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借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及其偏分分解方法分析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驱动因 素。研究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呈持续上升特征,城际差异呈持续扩大特征,并伴随着极化现象。②中国城市土 地城镇化在地理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显著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局域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高值集聚、低值塌陷、低值集聚和高值凸起四种类型,数量上以HH和LL为主,以LH和HL为辅,并且存在“低者恒低、高者恒高”的空间格局特征。③中国城市 土地城镇化存在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提升会驱动邻近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提升,这打破了传统计量研究中样本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只有将空间效应纳入城市土地城镇化的计量回归模型之中,才能合理解释城市土地城镇化驱动因素。 ④经济发展、第二产业和土地财政对本地城市土地城镇化具有正向直接效应;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对邻近城市土地城镇化具有负向溢出效应,土地财政对邻近城市土地城镇化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据此,管控城市土地城镇化不可“孤城而为”,需要综合考虑邻近城市之间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发挥城际之间在推进土地城镇化理性发展中的合作联动治理作用。

    2021年01期 156-1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4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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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村庄组织化程度能抑制农地抛荒行为吗?

    冯国强,李菁,孙瑞,等

    农地抛荒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治理难题,大量文献从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经济体经济运行特征的宏观维度以及农户决策 情景的微观视角探讨农地抛荒的原因,却忽视村庄这一组织形态所起到的作用,以至于这类观点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农地抛荒的变化 趋势与特征。文章利用中山大学2017年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7)数据库村庄层面的问卷调查数据,来揭示了当代中 国村庄的组织化程度与农户抛荒行为之间的关联逻辑,从中把握中国农地抛荒演变的规律。实证结果表明:①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对 抛荒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村庄组织化程度每增加1%,农地抛荒的面积比重下降5.92% ;②对于不同地形的村庄,村庄组织化程度的 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对山区抛荒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丘陵地带,对平原地区的抑制作用不显著;③组织化程度对抛荒行为的抑 制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农地抛荒行为的抑制作用不明显;④进一步 分析表明,村庄组织化程度对抛荒行为的影响,主要依赖于村庄正式组织强有力的约束,并且在提升农地流转效率上,村庄的组织化 程度存在积极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地集约化利用的程度,有效推进农地流转和实现乡村振兴,前提是提升村庄的组织化 程度,尤其是提高村庄正式组织在经济活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以及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化程度,强化村庄正式组织自我运转的能力; 在提升村庄组织化程度的过程中,必须根据村庄禀赋特征因地制宜,不能搞政策一刀切。

    2021年01期 165-1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8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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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源涵养林生态产权与水文生态服务价值实现:基于讨价还价博弈

    李敏,孟全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水源地保护和流域上下游利益均衡问题日益突出。集中体现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而水源地缺乏环境行为意愿对水源涵养林进行保护。环境行为意愿问题折射了现行水源涵养林产权制度的缺陷:生态产权缺失使得水文生态服务外部性无法内部化,导致了生态治理中的市场失灵。由此,文章围绕水源涵养林生态产权展开,通过分析水文生态服务的地理运动判别其外部性的作用区域,进而明确水文生态服务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基于产权细分理论,将水源涵养林的产权分为生态 产权和经济产权。生态产权的有效分离形成了水文生态服务市场,水文生态服务价值通过产权流转实现。在分析中指出,水源涵养林的所有者是文水生态服务的供给者,水库是水文生态服务的需求者;在市场交易模式下,二者关于价格的分歧,可以通过不断协商,达成合作与共识。着眼于此,本文基于讨价还价博弈理论,建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研究水文生态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的讨价 还价活动,使用MATLAB软件,以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统计为主要数据,以陕西省为例对水库汇流区农户和水库的博弈过程进行仿真模拟,结果表明:引入政府奖励作为激励机制能够将谈判双方的保留价格揭示出来。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建立生态产权制度完善水源涵养林的生态补偿机制,即明晰生态产权,消除交易对象模糊不清引起的争议;赋予产权人自由交易的权益,通过流转交换实现产权权益;引入激励机制,形成价格信息揭示直接机制。本文进一步提出政府应通过对市场主体的规制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管评估体系,来保障水文生态服务市场的有效运行。

    2021年01期 173-1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5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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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

    杜元伟,曹文梦

    海洋牧场是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金钥匙,是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蓝色粮仓”战略、助力渔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为了协调海洋生态功能修复与经济利益获取之间的矛盾、实现“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理论框架体系。首先结合系统自身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双重特征定义 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概念一海洋牧场生态安全是海洋牧场人工生态系统的资源结构和海域环境能够维持环境保护、资源养护和 渔业持续产出功能的整体平衡状态。然后从监管主体(政府部门、牧场企业、周边居民)、客体(牧场海域环境、生物资源、生态系统) 以及二者关系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监管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监测与评价机制、预警与决策机制、控制与保障机制逐一分析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重点内容和解决思路。概括而言:监测与评价机制是底层机制,作用在于获取海洋牧场在资源结 构、海域环境等方面的观测数据,并通过对其分析处理确定海洋牧场的生态安全状态;预警与决策机制是中层机制,作用在于通过对海洋牧场生态安全警情存在与否以及警情等级进行预判,制定并优选生态安全治理方案;控制与保障机制是高层机制,作用在于从资源配置和政策制定两个层面保证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工作得以顺利运行。本文提出的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对指导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践行“生态优先”原则、保障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2021年01期 182-1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23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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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保护地公益治理机制研析

    刘超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自然保护地“公益治理”保护方式。“公益治理”在我国 政策体系中首次出现,从体系定位上看:公益治理”被定位为一种补足政府治理功能的新型治理机制;从概念溯源上看,“公益治理” 是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指南中直接移植的“舶来品”,“公益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构成亟待研析。IUCN规则体系中的“公益治理”机制指称私人主体自愿将其所有或控制的土地设置为“私有自然保护地”并负责管理,这一机制属性决定,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 我国适用“公益治理”机制,存在内生桎梏。同时,土地用益物权的物权效力、权能的丰富性又使得“公益治理”机制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空间。研究基本结论为:需从构成要素与机制构造这两个维度辨析与探索自然保护地“公益治理”机制。自然保护地“公益治 理”的构成要素包括:私人主体应享有自然保护地治理的决策自主权、自然保护地治理有赖于市场导向原则下多元主体间的协商性规范、政府对“私人自然保护地”的确认程序。自然保护地“公益治理”机制的中国化包括三个层次:①通过具体制度设计,为私人主体自愿遵从自然保护地管理目标提供制度空间,贯彻私人主体自愿遵从自然保护地管理目标的机制理念;②构建平等协商的程序制度,激励私人主体自愿通过限定权利和约束行为等方式保护与管理自然保护地;③构建以多元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衡量与均衡为实质目标诉求的公益治理实体制度。

    2021年01期 192-2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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