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部《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制专题

  • 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理论、框架与中国应对

    陈迎;沈维萍;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科学家提出地球工程的概念,探讨通过超常规的大规模工程技术手段改变气候系统的可能性,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新热点。地球工程是诸多复杂技术方案的总称,根据不同作用机理,将其分为太阳辐射管理(SRM)和碳移除(CDR)两大类。地球工程在降低地球平均温度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引发全球治理的难题。面对影响人类共同利益的未知领域,各国纷纷启动相关研究项目,陆续开展多领域科学评估,且部分CDR项目已经开展商业化示范,地球工程全球治理的实践也拉开帷幕。地球工程影响的全球性、外部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其综合影响的复杂广泛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治理是一个跨领域、多平台、多主体、多层次的治理体系,而其特殊的经济学属性使得全球治理面临着供给方案、两难选择、道德风险、区域和代际公平等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框架需要明确原则、对象、目标、主体、平台、制度和机制等基本要素,需要在现有机制基础上,建立联合国框架下的多平台协同治理机制,以科学共识推动政治进程,并把握关键时间节点。面对地球工程议题,中国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正确认识其风险特性的基础上,科学地将其纳入应对气候变化大框架,并坚持多边主义立场,深度参与地球工程的全球治理,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08期 v.30;No.240 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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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应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与技术需求研究

    陈雄;李宁;贾剑波;张梦杰;

    基于三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技术需求评估报告,分析了当前全球适应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与技术需求,同时也确定了不同地区的重点领域与技术需求。研究发现:①在适应领域,几乎所有国家考虑的优先重点领域为农业和渔业领域,其次是海岸带管理领域、水资源领域以及卫生健康领域。适应领域的优先技术需求数量与重点领域一致,表现为农林渔业技术需求数量最多,其次是海岸带管理、水资源技术以及卫生健康类技术。优先技术需求主要集中在农林渔业领域的作物管理、高效灌溉、土地管理和改善畜牧业等,其中开发和使用耐旱/耐高温作物品种等是需求量最大的技术。②不同区域重点领域表现出的侧重点不同,农业和林业领域是所有区域需求最多的重点领域,非洲国家将水资源领域列为优先重点领域,亚太国家、拉美国家和加勒比地区关注水资源和卫生健康领域,最不发达国家需求为农林现代化,小岛屿国家都以应对海平面上升和粮食安全问题的技术作为主要需求,而欧洲和独联体国家对各个领域的需求度较为平均。③在适应领域所有国家都确定了优先技术发展和转让的障碍,包括经济和金融、政策,法律和规章,体制和组织能力以及技术壁垒等。而不同区域在缺乏或不充分获得财政资源和信息障碍方面具有共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报告了与传统和习惯有关的障碍,东欧国家确定了与优先技术的高生产成本和技术的财务可行性有关的障碍。未来重点领域与优先技术发展主要趋向于新型农业的栽培技术、水资源节约、海水淡化技术等,这些重点领域与技术发展需求可为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提供参考。

    2020年08期 v.30;No.240 13-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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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发展

  • 全球碳转移网络的解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余娟娟;龚同;

    本文基于WIOD的最新环境账户和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MRIO-SNA模型构建全球碳转移网络,从"关系"视角可视化分析了全球碳转移网络特征,并利用QAP方法揭示全球碳转移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结论显示:①全球碳转移网络呈非均衡发展,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失衡,少数的国家产生了多数的碳排放。其中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生产侧碳排放网络中心,并且中国在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和德国始终位于全球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心。②从个体网络特征来看,各国的网络地位相对比较稳定。2014年出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入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中国。其中,中国的入度中心度始终低于出度中心度,说明中国主要是通过供给而不是消费的形式参与到全球碳转移网络中。③块模型分析显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双向溢出板块,美国等发达国家构成主受益板块,且板块间溢出大于板块内溢出,南北国家间存在明显的碳转移关系。④QAP分析显示: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对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的影响在减弱,全球价值链分工及环境规制等因素正逐渐主导碳转移网络的形成。本文的研究为未来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向,各国需要基于新的"关系属性"的视角理解全球碳排放,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无疑是片面和狭隘的。全球碳减排应该充分考虑各国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各国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性,在"数量—关系"双控的基础上实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协同性减排。

    2020年08期 v.30;No.240 21-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7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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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煤电锁定碳排放及其对减排目标的影响

    张小丽;崔学勤;王克;傅莎;邹骥;

    电力部门一直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燃煤电厂作为运行寿命长达30~40 a的能源基础设施,一旦建成投产将锁定大量碳排放,造成高碳排放路径锁定,影响中国未来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低碳转型。文章利用最新官方和国际机构统计数据,改进了电力部门锁定排放的核算方法,考虑六类煤电机组每年新增规模、发电小时数及机组寿命的动态变化,核算不同情景下在运以及处于规划建设阶段燃煤发电机组的锁定碳排放,并评估其对中国电力部门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存量煤电机组普遍年轻,截至2018年平均加权服役年限不到12 a,按照现有煤电机组预期寿命自然退役且"十四五"之后不再新增煤电情况下,2040年前中国煤电碳排放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②中国燃煤机组锁定碳排放总量为142.0(83.6~187.0) Gt CO_2,截至2018年已实现的累积锁定排放为39.7Gt CO_2,剩余的锁定排放将达到102.3(43.9~147.3) Gt CO_2。③若只关注年度排放,中间道路情景下中国电力部门在2050年以后能够满足全球2℃目标的要求,但从累积排放看,中国电力部门自2040年起就超过了部门碳预算的上限。④控制新增煤电规模、缩短燃煤机组服役年限、减少年发电小时数等,均能有效降低中国燃煤机组锁定排放,但也可能带来高昂的成本。中国需要尽快研究制定煤电有序退出路线图,在逐步淘汰煤电的同时避免资产搁浅和相关从业人员失业给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冲击,最终实现电力部门公平的低碳转型。

    2020年08期 v.30;No.240 31-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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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

    赵新泉;王闪闪;李庆;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

    2020年08期 v.30;No.240 42-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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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

    李晓敏;刘毅然;杨娇娇;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2010—2017年我国20个省份新能源汽车销量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量化研究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车辆限行限购三类政策对增加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的政策效果,并从地区人口密度的视角研究了推广政策效果的地域差异。研究表明:①三类政策对增加市场份额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各省份推广政策力度的差异解释了地区之间新能源汽车推广速度的快慢。②地区人口密度差异是导致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政策效果呈现地域差异的重要原因,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政府及公共机构采购的"示范效应"越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消除"充电便利焦虑"上的效应越大,车辆限行限购越能凸显出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便利性,因此在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推广政策的效果越大。③财政补贴和免购置税的实施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此外,在经济越发达、人口密度越高、高学历人群越集中的地区,新能源汽车越容易被采纳。为了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完善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一是要完善新能源汽车采购制度;二是要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效、适度超前的充电网络体系;三是要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使用环节的扶持政策体系。

    2020年08期 v.30;No.240 5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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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

  • 城市“规模”偏小不利于经济增长吗?——两种借用规模视角下的再审视

    姚常成;宋冬林;范欣;

    城市规模偏小是否就一定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推进大城市建设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从未间断,而相关的经验证据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03—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系统GMM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方法,在开放型城市系统模型的假设下,本文拟从绩效规模借用和功能规模借用的视角来再审视城市经济活动密度、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破解中小城市高速增长难题。本文研究发现:①绩效规模借用能帮助中小城市实现超越其自身经济活动密度所能达到的集聚经济水平;而功能规模借用则能通过帮助中小城市实现更高等级职能专业化水平的方式,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②此外,通达性水平的提升能同时强化这两种借用规模的作用效果。③最后,就借用规模的异质性表现来看,在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以借用规模行为占主导,而大城市则以发挥集聚阴影作用为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主要政策建议如下:①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规划时应该以城市群经济建设为目标,努力消除大中小城市的行政壁垒,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共赢式发展。②城市群经济的建设可以以大城市为中心展开,同时以能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借用规模的思路来发展。

    2020年08期 v.30;No.240 62-7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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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城市收缩的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张帅;王成新;王敬;姚士谋;张帆;殷冠文;许馨月;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城市扩张与收缩并存现象已经显现,过去以增长型城市规划作为顶层设计的战略模式需要作出调整,这必然需要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城市收缩现象及其时空分异。构建城市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收缩度模型、主客观赋权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评价,并运用DPS处理软件中的灰色关联分析探究城市收缩的驱动机制,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从收缩城市数量和严重程度来看,2011—2017年综合收缩城市有10个,人口收缩城市41个,经济收缩城市28个,社会收缩城市3个,且不同类型收缩城市的严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②从城市收缩的时空演变特征来看,2014—2017年较2011—2014年的收缩城市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空间分布上以东北地区为主,并开始在全国其他省区蔓延;③从长期收缩和短期收缩来看,不管是综合收缩城市还是人口、经济和社会收缩城市,均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且长期收缩城市在数量上要明显少于短期收缩城市;④从不同维度收缩城市的组合关系来看,人口-经济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多,人口-社会收缩型城市数量较少,没有出现经济-社会收缩型城市,而且全维度收缩城市也开始逐渐增多;⑤从城市收缩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来看,交通状况、环境质量、人口增长和科技创新是导致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由此归纳出核心城市或区域吸附、资源枯竭、区划调整等几种驱动机制;⑥从城市收缩的应对策略来看,应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城制宜的原则,从城市精明收缩、复兴导向的城镇化策略和韧性城市建设等角度来灵活应对城市收缩问题。

    2020年08期 v.30;No.240 72-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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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

    卢新海;杨喜;陈泽秀;

    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我国283座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7年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时空二维视角对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序动态演进规律和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刻画和识别。实证结果显示:①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平均效率值由2003年的0.481提升到2017年的0.489,有效决策单元数量由20座城增加到24座城。高效率和有效决策单元城市2003年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2017年多位于中西部内陆地区。②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经历了下降-上升的演进特征,城市效率差异经历了缩小-扩大-缩小的演进特征,并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三大地带核密度曲线在位置、峰度、峰数和拖尾上具有各自的形态和变化轨迹,是一种区域特色与时段特征叠加共生的结果。③在研究期内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始终存在显著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相关向弱相关演变特征。局域空间格局以HH和LL为主,以LH和HL为辅,地理上存在空间邻近同伴效应和空间邻近溢出效应,形成了"城以群聚群分"的空间格局。最后提出,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来指导城市土地开发利用,构建城市生态环境共同体,利用邻近城市之间空间溢出效应,发挥各城市在提高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上的合作联动作用。

    2020年08期 v.30;No.240 83-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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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周力;沈坤荣;

    城市群崛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对经济发展构成巨大带动作用。基于2003——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评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短期效果;考察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影响的异同;基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剖析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创新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绿色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可见,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与绿色专利的影响是异质性的,强波特假说成立、弱波特假说不成立,这意味着国家级城市群建设促进了绿色效率提升、而非绿色技术进步。在采取了PSM-DID、反事实分析、聚类标准差回归、动态面板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证明该结果是稳健的。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于中低技术水平城市和外围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高技术水平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绿色生产率和绿色专利皆没有显著影响。从机制看,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主要源于污染转移、而非本地创新;另一方面,国家级城市群建设对绿色专利并无裨益,原因主要在于要素流动性与政策严格度等中介机制不畅。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规避"伪创新"现象,坚决破除地区之间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努力推进绿色专利与绿色生产率的同步提升。

    2020年08期 v.30;No.240 92-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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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协同发展政策能否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的研究

    王郁;赵一航;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区域协同发展成为国家、区域以及城市治理的重点政策议题。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梳理总结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类型和特征,运用PSM-DID的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和城市间差异,剖析政策效果的作用机制,探索在内部差异较为突出的城市化地区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期为今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和依据。研究发现,①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实施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的整体效果尚不明显,但不同类型城市的政策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政策对于非区域中心城市和非中部核心功能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作用显著,但是对于区域中心城市和中部核心功能城市并未起到改善作用,甚至出现供给效率下降的现象。②其原因在于政策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人口规模和财政支出两个因素,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改善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③实证结果反映出现阶段区域协同发展对资源协同政策的依赖性较高、管理协同与服务协同不足,政策导向显著、市场驱动不足的特征,与政策文本分析结论相一致。以上研究发现揭示了在推进区域资源均衡配置的同时,亟须加强政府管理、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综合治理能力提升,才是推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

    2020年08期 v.30;No.240 100-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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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三角城市群的污染异质性研究

    卢洪友;张奔;

    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城市群建设也导致了城市群内部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分化。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7年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2010年发改委正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视作以政策推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的一项准自然实验,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评估了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和外围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显示: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颁布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确实表现出了类似"中心-外围"的发展模式,环境污染也随之转移。具体而言,造成了中心城市环境污染水平下降,外围城市环境污染水平上升,整体环境污染水平略有上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群建设推动了产业调整,第二产业转移到环境规制程度较低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外围城市,第三产业则正好相反,从而造成了中心和外围城市环境污染变化的差异。带来的启示是:城市群建设要坚持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推动城市群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实现共享发展。一方面,中心城市要发挥自己的辐射带动作用,帮助外围城市进行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外围城市也要严守环境底线,激发学习效应。此外,还要加强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产业合作,倒逼污染的联防和共治,从而实现环境的帕累托改善。

    2020年08期 v.30;No.240 110-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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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郭爱君;张娜;

    精准识别市场化改革影响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验证据,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章将排污函数引入厂商的生产函数,基于市场化水平,构建数理模型识别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统计1997—2017年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全要素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考察市场化总指数及其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数理证据。研究发现:①市场化总指数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路径,这一结论在总样本和区域样本间均成立,证实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意味着样本各个地区均获得了由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制度红利;②总样本层面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方面指数长期来看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积极作用,但产品市场发育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存在非一致性;③市场化各方面进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这一作用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对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均产生显著且正向的推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的影响作用最强;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对东中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则产生微弱的负向影响。因此,必须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释放市场在绿色发展中的制度红利。各地要依据市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立足区域禀赋优势,构建市场驱动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2020年08期 v.30;No.240 118-1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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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能化解产能过剩吗?

    于斌斌;吴银忠;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投资失调所导致的就业-产业结构失衡是工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影响工业产能过剩的直接效应及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调节效应,并分析了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具有显著的化解效应,但呈现"倒U型"的影响路径。②调节效应的结果显示,非效率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有偏的技术进步升级抑制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而人力资本升级不仅促进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还能有效改善了就业-产业结构对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不利影响。③门槛效应的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呈现"先促后抑"的影响路径,而技术进步升级在跨过经济发展门槛值前后,则呈现出"先抑后促"的影响路径。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现阶段促进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与加快人力资本升级,可以成为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新思路。

    2020年08期 v.30;No.240 128-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9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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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美环境正义问题及实践差异的比较研究

    王泽琳;金德禄;张如良;

    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产生原因以及表现形式与西方国家的环境正义问题有着明显的背景化差异,对比分析中美环境正义的发展脉络与演进逻辑,能更加理性地解析和诠释中国环境正义的话语表达,探寻环境正义本土化的建构空间及实践路径。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问题表现、目标指向以及实现策略三个方面对中美环境正义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美国环境正义问题主要表现为族际环境不正义,侧重于国家内部空间的环境问题研究,从有毒有害废弃物填埋场的地理分布扩展到气候变化、居住环境、能源开采等方面,聚焦于以种族与阶层为核心因素的环境风险与环境福利的不平等分配问题,以基层民众为主要参与者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借助环境正义运动等实践形式,尝试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推动环境正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维护和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的生存权与健康权。我国环境正义问题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区域间、国际间环境权益与治理责任的不合理分担和分配,面临着国家内部与外部空间的双重环境不平等问题。围绕人民群众的切身环境利益,我国以人民为中心从环境民生的角度出发,通过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行为,转变发展方式与发展理念,以生态治理落实环境正义,以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治理,减少环境问题的产生,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不公问题。通过以上对比分析,以期凸显环境正义在不同空间下的差异化表达,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环境正义研究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2020年08期 v.30;No.240 140-1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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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策与法律双重维度下生态补偿的法理溯源与制度重构

    车东晟;

    目前中国生态补偿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部分领域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其法理研究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对政策和法律层面运行逻辑的混淆,公法原理与私法原理的杂糅。生态补偿政策与法律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本文基于这一思路分析了政策和法律视角的生态补偿制度现状与原理,并以公法和私法原理解释其制度逻辑,从而探寻法理基础。生态补偿政策的异化根源于传统国家治理体制,目前以"项目制"行政拨款和治理方式为基础,地方将中央拨付的补偿资金用于环境治理后收到环境保护实效的同时,消解了中央拨付资金的意图。在法律层面,生态补偿并未产生规制行政权力以及调节私人利益的制度效果,导致法律调节长期被政策所主导,处于"失语"状态。生态补偿的法理探讨应当区分公法规制与私法调节的范围,在公法层面确定规制行政权力的基本理念,拓展行政补偿的理念与实体制度范围,并将其应用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中;私法层面,应当在遵守公法设立的管制性规范的前提下,承认一定良好程度的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和可交易性,进一步发掘合同法、物权法以调节个体环境利益的制度空间。在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方面,政策层面的生态补偿应在明确事权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地方或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空间,法律层面应以立法为核心,行政补偿进一步精细化,私法相关制度应体现"绿色"理念。政策与法律双重维度的生态补偿制度各自发挥功能,避免出现互相交织的局面,同时也为正在推进的《生态补偿条例》的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2020年08期 v.30;No.240 148-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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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的分析

    李裕瑞;张轩畅;陈秧分;刘彦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内容,探讨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机理,并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就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及机理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①回归分析表明,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②SEM建模分析发现,农村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各构成要素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条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40,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与基础设施条件之间呈现较强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68(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0.65(农户居住情况?基础设施条件)和0.54(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软环境方面,乡村文化活动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16;硬环境方面的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与软环境方面的乡村文化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5(环境卫生状况?乡村文体活动)和0.31(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体活动)。研究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助于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产业重塑,有效推动乡村形态、结构和功能转变。为更好地促进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当"软硬兼施",以完善基础设施和丰富文体活动为重点,并同步推进环境卫生治理和居住条件改善。

    2020年08期 v.30;No.240 158-1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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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海洋科技-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

    汪永生;李宇航;揭晓蒙;李玉龙;李桂君;王文涛;

    在建设海洋强国背景下,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增长,同时注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促进中国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文章从关联性和协调性角度分别梳理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构建出海洋科技-经济-环境复合系统的整合性研究框架。通过构建科学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组合预测模型分析了中国沿海地区海洋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发现:①2007—2016年沿海11个省份海洋复合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始终保持增长态势。三个子系统的发展指数均有显著提升,但变化幅度和方向存在较大的非同步性。②11个省份耦合协调度的历年均值为0.74,达到中级协调水平,其中科技-经济子系统的耦合变化最大。空间分布上,自北向南耦合协调度总体递减,环渤海地区最高,其次是长三角地区,泛珠三角地区的协调度最低。③10年间,多数省份的海洋系统由经济-环境耦合驱动,转变为科技-经济耦合发挥支配作用,表明海洋科技和经济之间的关联愈发密切,同时也存在对海洋环境的重视缺位。④相比基于历史数据模拟的常规情景,根据外部预期调整后的目标情景显示出更高的协调度预测值,说明如果延续过去的海洋发展方式将难以达到可持续的协调要求。特别是常规情景下经济-环境子系统的相对滞后,将可能制约未来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因此,需要强化海洋系统自身的循环供给能力,调整海洋科技投入方向,优化海洋科技产出结构,同时实行更加严格的海洋生态保护政策,提升区域性乃至全国海洋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2020年08期 v.30;No.240 168-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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