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部《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制专题

  • IPCC的成立、机制、影响及争议

    陈其针;王文涛;卫新锋;彭雪婷;仲平;樊俊;

    通过对IPCC成立背景、工作机制、主要报告与影响、有关争议的研究,特别是有关历史背景和第六次评估报告的进展,提出对中国开展气候变化评估的启示建议,供中国相关工作参考。对IPCC成立历史背景的研究发现,在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持续推动下,气候变化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为避免独立专家组可能带来的激进环保主义倾向,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专家纳入到政府间框架下专门开展气候变化评估,提供关于气候变化的权威信息,并遵循科学家与政府一致同意方才发布报告的原则开展工作。IPCC通过组织会员国推荐的志愿专家开展评估,建立了由主席团、工作组构成的专家评估团队以及支持主席团政务工作的秘书处、支持工作组的技术支持组,按照建立组织与程序、确定评估范围与专家、编制与审稿、批准与发布等四个环节开展工作。自1990年以来已经发布了五次评估报告,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协议的达成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正在开展第六次评估,将重点面向2023年UNFCCC全球盘点。虽然IPCC在工作审查程序、行政管理效率、政府批准决策者摘要等方面有一些争议,但工作总体上是成功的,并在2010年进行了改革优化,受到科学界和国际组织的承认和拥护。从IPCC的经验来看,积极寻找和达成共识是科学与政治决策协同合作的核心要素,未来气候评估将更加重视科学与政策的联系以及跨学科、跨领域、技术驱动和不确定性问题,针对复杂系统的科学评估需要不断完善相应管理制度,中国气候评估也需要积极响应国际进展,突出特色与重点。

    2020年05期 v.30;No.237 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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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信息、核算规则及评估

    高翔;樊星;

    国家自主贡献(NDC)是《巴黎协定》最核心的制度。2018年达成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形成了国家自主贡献的特征、信息和核算导则,对各方履约提出了新要求。研究这一国际规则,对中国有效履约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作者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对《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信息、核算规则进行了阐释,然后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10个典型缔约方前期通报的国家自主贡献作为研究案例开展履约效果评估。结果显示,按照新规则,案例缔约方国家自主贡献信息的完整性和透明度都有待提高,其中,在对贡献的核算方法学和假设、贡献公平性的阐释等方面的履约效果普遍较差。发达国家履约效果普遍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报告的信息类别相对全面,符合导则要求的程度较高,但也存在对公平性的阐释等方面不满足导则规定的情况。发展中国家报告的信息缺失相对较多,包括基准年信息、贡献核算方法学和假设、对贡献公平性的阐释等。本研究表明,国家自主贡献实施细则将对中国履约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国际工作方面,建议增强国际谈判与国内履约工作的对接与协作,加强关于国家自主贡献实施的国际交流合作,为后续国家自主贡献导则更新谈判做好准备;国内工作方面,建议强化中国后续国家自主贡献通报方案的研究支撑,组建机制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和编写组,为根据信息导则提供信息做好准备。

    2020年05期 v.30;No.237 10-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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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政策效果的评估方法

    张海军;段茂盛;

    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的政策效果进行及时和科学的评估,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改善体系设计,从而确保ETS政策目标的实现。目前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评估了国内外ETS的政策效果,但是几乎没有文章对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本文通过梳理针对ETS的碳减排效果、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对经济产出和竞争力的影响、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以及对协同减少大气污染物的影响等五个方面的实证研究,系统总结分析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目前,相关研究所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包括双重差分法、匹配倍差法、三重差分法等,定性研究的方法包括问卷调研、访谈、案例分析等。本文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和对比分析,指出其优势、不足以及存在的挑战,最后指出了对我国试点ETS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所面临的困难,包括数据难以获取、评估方法的应用需要改进、事后评估研究的体量不足等,进而对ETS的主管部门、企业和研究者等各方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为更好地评估试点ETS和即将正式运行的全国ETS提供借鉴。

    2020年05期 v.30;No.237 17-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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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发展

  • 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驱动效应测度

    佟新华;周红岩;陈武;段志远;徐梦鸿;段海燕;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不断采取碳减排策略,实现社会经济与碳减排目标的协调发展。本文选取34个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典型国家,在验证时间序列平稳性和协整性的前提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探究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可再生能源占比及工业化率对碳排放变动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驱动方向方面,除了委内瑞拉,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后期阶段技术和结构因素均为负向驱动因素;工业化中期-后期阶段、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及工业化初期阶段中除能源结构是负向驱动因素外,其他因素几乎均为正向驱动因素。驱动程度方面,技术和结构因素对碳排放变动的平均贡献度表现为: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中期-后期阶段低于30%,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阶段均超过40%,这与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后工业化阶段国家有8个碳排放变动受到工业发展的主导,工业化率平均贡献度为14.78%; 3个国家受能源结构主导,可再生能源占比平均贡献度为12.97%。工业化阶段碳排放变动受技术主导的国家有13个,碳排放强度平均贡献度为14.72%,受能源强度主导的8个国家的平均贡献度为17.61%。技术进步在工业化阶段碳减排作用显著,而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后工业化阶段碳减排效果显著。现阶段中国应着重进行技术变革,稳步提升低碳技术;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后,着重进行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结构碳减排,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低碳绿色发展。

    2020年05期 v.30;No.237 26-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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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林业碳贡献区域分布及潜力预测

    许恩银;王维枫;聂影;杨红强;

    "国家自主贡献"(INDCs)鼓励各国自觉承担减排责任,林业部门的碳贡献及潜力对我国承担减排替代及合理制定INDCs目标具有积极意义。通过生物量转换因子连续函数法和土壤有机碳储量推算法,利用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模拟预测三种森林生长情境下各林区承诺期内碳贡献分布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至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束,三大林区总碳储量为48.63 PgC,总蓄积量为188.02×10~8m~3。②至2030年,自然增长情境(Ⅰ)、按原面积比例分配情境(Ⅱ)和人工林高配比情境(Ⅲ)下林区总碳储量将分别增加1.70、6.90和7.11 PgC,蓄积量分别增加53.04×10~8、61.70×10~8和62.38×10~8m~3。③2013—2030年期间,各林区碳贡献均保持增长,但东北和西南林区贡献率逐年下降,南方林区贡献率上升趋势明显。④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每提高5%南方林区新造林面积比例,三大林区的碳储量和蓄积量将提升6 TgC和7×10~5m~3。为充分发挥林业在缓解气候变化中的潜力,应提高南方林区的新造林面积比例,为用材林制定合适的采伐模式,增加杉木和桉树等速生树种面积,以维持较高的碳贡献增长速度和保障木材生产安全的优势。在东北林区和西南林区发展混交林,对过熟林进行可持续经营管理,人工促进更新过熟林以提高森林更新速度,从而改善碳贡献率下降和林龄偏大的现象。

    2020年05期 v.30;No.237 36-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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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种植业碳生产率空间关联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伍国勇;孙小钧;于福波;杨丽莎;

    农业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农业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的掣肘,探究种植业碳生产率现状及其内生增长动力,以期为我国农业继续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提供指引。基于2001—2017年我国大陆31省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种植业碳生产率,并分析其动态演化过程;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种植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态势,进一步引入时空跃迁测度法分析其跃迁过程;借助SEM模型探究了种植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7年我国种植业碳生产率高达6.98万元/t,较之于2001年的2.58万元/t增长了170.54%,尽管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依然存在。整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全国层面>中部地区;在研究后期,东部、中部地区的种植业碳生产率开始下降。②2001—2017年我国种植业碳生产率总体呈高-高、低-低集聚态势分布,且该趋势不断加强,表明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时空跃迁测度分析表明,我国种植业碳生产率跃迁类型主要为类型Ⅳ,类型Ⅲ分布最少,表明其总体稳态与局部极不稳态特征并存。③研究期内农业产业结构、农村受教育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对提高种植业碳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机械化水平与种植业碳生产率呈"U"型关系;农作物受灾程度和家庭农地经营规模则显著抑制了种植业碳生产率的上升。未来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提高碳生产率的关键。

    2020年05期 v.30;No.237 46-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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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虑碳排放的中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轻工业1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

    兰梓睿;孙振清;

    将轻工产业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7—2016年我国轻工产业1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分析了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行业差异,并通过对轻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分解发现:全部行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与非农产品为原料两大类行业组技术效率指数总体上呈现出围绕着"1"上下波动的趋势,都经历了一个被拉伸的W型变动轨迹;技术进步指数走势线基本一致,均呈现出一条被拉伸的N型变动轨迹。还可以得到技术进步因素是轻工产业各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农产品为原料轻工行业技术效率明显低于非农产品原料轻工行业,而农产品原料行业技术进步指数略高于非农产品原料行业。利用系统GMM等计量方法从轻工业细分行业角度对我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以及分解项绿色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行业规模因素与轻工产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负相关,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但是在统计学上都表现为不显著;禀赋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产权结构因素与轻工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及分解项显著正相关;能源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研发水平因素对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外资规模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2020年05期 v.30;No.237 58-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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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碳排放规制下不同信息分享模式影响的比较研究

    陈斌;余曼;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因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而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环境与发展之间的问题。在绿色发展背景下,碳减排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目标之一。受政府环境政策及消费者低碳环保意识的影响,不少企业也主动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信息是指导企业决策的重要内部要素,信息的获取与运用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与经营状况。因此,在外部经营环境和内部信息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分析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信息管理方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构建由单一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分析不同信息分享模式下(无信息分享、部分信息分享和信息共享),具有信息优势的零售商能否真实分享市场需求信息以及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并进一步分析信息分享对参与方的影响。研究表明:制造商的决策受信息分享方式的影响,且批发价格、碳减排水平与分享的需求信息正相关;制造商的减排能力较强时,部分分享模式下可实现真实信息分享;制造商的减排能力较弱且市场需求波动幅度较小时,部分分享和共享模式下零售商均能真实分享信息;相较于无信息分享,高市场需求的先验概率较小且波动较大时,共享高需求对供应链成员均有利,而共享低需求信息仅对信息传递方有利。由此可见,拥有信息优势的零售企业应根据制造商的减排能力和市场需求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分享方式;具有信息劣势的零售企业接受市场信息并不能总是从中获利,其应当有选择性的接受信息;而制造商则可以通过调节自身减排能力引导拥有信息优势的零售商选择对其有利的信息分享方式。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和信息管理提供有效指导。

    2020年05期 v.30;No.237 69-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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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

  • 基于市场结构视角的环境规制政策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王立杰;吕建军;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目标。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存在规制对象及地区不均衡、经济受损差异大和环保受益分配不平等问题。本文以古诺模型为基础,构建包含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社会福利函数,将环境规制对象和环境规制措施的市场结构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环境补贴政策及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会受外部性和市场结构影响,当市场结构及外部性不能测度时,无法准确估计两个环境规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②无论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存在市场势力市场,当环保商品与非环保商品外部性绝对值相差小于19.2个单位时,环境补贴政策社会福利效果大于环境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效果;③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时,且环保商品及非环保商品外部性不同时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政策或环境税收政策会提高社会福利;④当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市场,且外部性较小,即位于区间(0,0.84)和(-1.33,0)时,实施环境补贴或环境税收政策会降低社会福利。由研究结果可知,中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治理效果:①积极推进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和绿色生态正外部性的监测和测度,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设在线监控系统,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准确性;②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引导消费者偏好和利用市场自身力量实现市场向环保商品发展趋向。

    2020年05期 v.30;No.237 81-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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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京冀区际环境污染转移的测度研究

    赵惠;吴金希;

    由于区域产生污染的数量与其产业形态存在密切联系,伴随着京冀区际产业转移,京冀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内环境污染源的转移。本文使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测度北京市和河北省的污染转移状况,以SO_2排放为研究对象,将污染分为自生性污染和转移性污染,通过使用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测度,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北京市和河北省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①北京市实际人均SO_2排放量与拟合值的差值基本为负值,河北省的实际人均SO_2排放量与拟合值的差值基本为正值。说明北京市人均SO_2的排放量低于与人均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污染物排放,存在转出性污染;河北省人均SO_2的排放量超过了与人均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污染物排放,存在转入性污染。②北京市SO_2转移性排放总量呈稳步下降状态,而河北省的SO_2转移性排放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状态,说明北京市和河北省的环境状况都在改善。③北京市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下降与河北省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上升是具有相关性的,说明北京市和河北省之间存在转移性污染。本文为量化区域内转移性污染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研究方法,并为改善区域整体环境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2020年05期 v.30;No.237 90-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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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汽车尾气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研究

    张衔;王庆龙;

    汽车尾气污染给我国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健康问题和经济损失。为了应对汽车尾气污染,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尾气控制治理措施。从流量污染和存量污染的角度研究这些综合治理政策,可以为进一步完善这些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利用2010─2017年我国31个省(市)汽车实际排放的流量数据,采用不同省(市)的综合治理政策对汽油汽车和柴油汽车尾气流量控制效果的研究结果表明:①燃油价格、燃油税(除柴油)、排放标准和燃油标准对汽车尾气流量控制有减排效果,限行在短期内对汽车尾气的控制有明显的效果,但长期内会被弱化。②在汽油汽车中,尾气流量控制政策在东部的效果优于西部,西部的效果优于中部;在柴油汽车中,尾气流量控制政策在西部的效果优于东部,东部的效果优于中部。③在平原地区,除柴油价格对氮氧化物有控制作用,柴油税、排放标准、柴油标准和限行对柴油汽车尾气控制的作用不显著。④在限行地区,汽油汽车中四种控制政策(汽油价格、汽油税、排放标准和汽油标准)对汽油汽车产生的三种尾气流量控制有很强的调节作用。对于柴油汽车,燃油税对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有控制作用,柴油价格、排放标准和柴油标准对氮氧化物具有控制作用。通过研究我国汽车实际排放流量数据,得到了汽车尾气减排政策下的经济效应。结果进一步显示,2009─2017年汽车尾气实际减排是否获得正的经济效应取决于消散率和贴现率。当消散率δ=0.05、贴现率R=0.01时,其经济效应为正,对应减排的净贴现值NPV为21.93亿元;当消散率δ=0.20、贴现率R=0.1时,其经济效应为负,其减排的净贴现值NPV为-23.86亿元; 2009年到2100年汽车尾气每年减排5%和每年减排10%都能获得正的经济效益。

    2020年05期 v.30;No.237 98-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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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效果评估:双重差分法

    杨斯悦;王凤;刘娜;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被认为是史上最严格的一项空气污染治理政策。主要目标是控制区域PM_(2.5)和PM_(10)等污染物的排放量,明确规定了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该政策始于2013年9月,于2017年底结束。为了科学检验《大气十条》的政策影响效应,选取该政策执行期间(2013—2017年)的1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括72个处理组和53个控制组进行准自然试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该政策对控制主要空气污染物PM_(2.5)、PM_(10)、SO_2、NO_2、CO和O_3月均排放量的影响,并运用平行趋势检验、反事实检验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PM_(2.5)、PM_(10)、SO_2、NO_2和CO的月均排放量都得到了显著降低,其中PM_(2.5)和PM_(10)的降幅分别是36.33%和31.8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PM_(2.5)浓度分别下降39.6%、34.3%、27.7%,三大区域PM_(10)的降幅分别为38.3%、31.1%、21.9%,其中,北京市PM_(2.5)月均浓度为57.33μg/m~3。但是O_3的排放量下降效果不显著,其含量不降反增,成为我国空气质量新的威胁。回归结果说明,该政策对试点城市大气中PM_(2.5)、PM_(10)、SO_2、NO_2和CO的排放量下降产生了显著影响,在1%显著性水平上,月均浓度分别下降685.14%、650.72%、479.05%、359.55%和7.06%。因此,总体上可以认为该项政策已经达标完成,控制了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但是分解不同污染物、分区域或者是具体到不同城市的空气质量绝对值仍未达到国家控制标准。最后提出执行科学精细的空气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空气污染治理的长效政策等建议。

    2020年05期 v.30;No.237 110-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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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区融合对北京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廖茂林;

    当今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调速提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特殊历史时期,随之而来的是深刻的社会转型。在人口流动频繁、城市空间重构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分割客观存在的社会大背景下,研究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增进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在新的历史时期,社区已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场域,也成为其表达价值观、态度和采取相应行为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社区面临快速的转型和重构。传统的街坊和单位社区开始瓦解,商品房、保障房等新型社区大量涌现,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加剧,同时也带来了社区同质化、基层社会管理缺位、邻里关系淡薄、社区感丧失等问题。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活动多以社区为单位,触及每位居民的私人生活方式,因此,社区融合程度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影响。本文采用计划行为理论(TBP)作为分析框架,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视角探讨了社区融合如何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发现:社区融合程度可以从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和社区支持三个维度来考察,而社区融合的程度则通过信任态度、环境责任感、垃圾分类效能感为完全中介对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同时,这三个中介变量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该社区垃圾分类设施与服务体系完善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整合了多个学科领域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垃圾分类行为的前因研究,有助于推动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机制的整体认知。

    2020年05期 v.30;No.237 118-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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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气质量如何影响公众主观满意度?——基于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李雪妮;苏杨;周绍杰;

    空气污染问题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和谐,而空气污染治理也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治理的最具显示性的领域,是公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衡量。现有研究缺乏从多个视角定量分析空气质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匹配空气质量客观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空气质量对我国城镇居民环境质量评价、个人生活评价、政府行政评价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环境满意度,表明居民的主观满意度可以反映空气质量的客观情况;②空气污染显著降低生活满意度,表明空气质量是影响居民"获得感"的重要方面;③空气污染是影响居民对政府评价的负面因素,表明空气质量治理作为"看得见"的治理,其治理水平极大地影响居民对于政府工作的评价;④个体针对空气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判断不仅取决于短期内状况,一段时期内的平均空气质量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更强;⑤个体的各类主观满意度存在异质性,其中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等对满意度指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其一,公众的主观满意度具有信息价值,政府治理绩效的客观提升会得到公众的积极评价,能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和获得感。其二,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公众对于政府治理的相关信息的可获性大大增强,公众参与是发展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应当充分重视公众对于发展治理的主观评价,并且通过提升客观治理绩效回应公众关切,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而且有助于打造责任型、回应型政府形象。

    2020年05期 v.30;No.237 127-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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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生态

  • 区位与家庭农场发展路径:理论与实证

    郭熙保;冷成英;

    调查数据显示,位于都市郊区的家庭农场具有复合经营程度高、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偏向、种植类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较小的显著特征;而位于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则相反,即复合经营程度低、低附加值农产品生产偏向、种植类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较大。这种差异表明,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发展路径出现了分化。为此,对这一现象产生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1 162份家庭农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Logit或多项Logit模型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区位条件的差异促使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经营范围出现差异,都市郊区的家庭农场可依托毗邻消费中心的区位优势经营附加值更高的蔬菜瓜果和水产品等,从而获取更高收益,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则由于距离城市消费中心较远、运输成本高,更多经营粮油作物、经济作物等。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经营范围差异与不同农产品的风险差异结合,导致两种区位条件地区的家庭农场复合经营程度不同;都市郊区和一般农业区的家庭农场经营范围差异与不同农产品的劳动投入力度差异结合,导致两种区位条件地区的种植类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不同。各地政府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的区位条件,都市郊区应当着重发展面向都市农业的家庭农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般农业区则应侧重于大田农业的家庭农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家庭农场发展方向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匹配,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

    2020年05期 v.30;No.237 137-1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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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原生态补奖背景下异质性资源禀赋对牧户福利变动影响研究

    康晓虹;赵立娟;

    在维系草原生态平衡框架内,凭借现有的资源禀赋实现牧区的经济发展和牧民的福利增进,是牧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在已有生态补偿和人类福利研究的基础上,对草原生态补奖后牧户的福利变化进行理论分析。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包含6个福利维度20个因子在内的牧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考察草原生态补奖前后内蒙古边疆牧户福利变动情况,剖析家庭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等异质性资源禀赋约束下牧户的福利差异,为建立牧户福利持续提升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思路。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后牧户的福利水平提高了0.017,但牧户总体福利水平依然不高且仍有提升空间。②牧户福利水平的变动,受牧户拥有异质性资源禀赋的制约。从横向看,对牧户福利变动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自然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金融资源禀赋、家庭资源禀赋和人力资源禀赋。从纵向看,补奖后家庭资源禀赋更丰富的草畜平衡型牧户比禁牧型牧户的福利状况更好,牧户的受教育年限越长、生计多样性指数愈大、人均草场面积越广、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越多,牧户的福利水平越高。③与补奖前相比,补奖后牧户间福利分配差距拉大。为此,建议对于不同资源禀赋的牧户,有针对性地适当加强资源倾斜,转变补偿制度,因地、因户采用多元化的补奖方式,转变牧民观念,以期持续改善补奖后边疆牧户的福利状况,缩小牧户内部福利分配差距。

    2020年05期 v.30;No.237 147-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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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对称性视角下跨境水资源冲突与合作的鹰鸽博弈模型

    李芳;吴凤平;陈柳鑫;许霞;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全球用水量不断增加,加上气候变暖、水质恶化等问题,使跨境水资源逐渐成为各流域国争夺的稀缺资源。各流域国在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冲突与合作频繁出现,充满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为探析各流域国策略选择的规律,促进跨境流域水资源合作,基于非对称性演化博弈模型,探讨跨境水资源各流域国的博弈策略动态演化过程。首先从地理位置差异、现状用水及需求差异、水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差异三个角度出发,衡量流域国开发利用跨境水资源的实力值,以此界定流域国之间的非对称性,并基于非对称性"鹰鸽博弈"模型,探析各流域国策略选择的规律,分析非对称因子、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对跨境流域系统稳定于合作状态概率的影响。然后考虑了跨境流域水资源合作中存在的额外收益,并将合作额外收益嵌入到非对称"鹰鸽博弈"模型中,探讨不同情景下,流域国合作额外收益对跨境水资源系统演化的影响。最后以印孟恒河水资源冲突为例进行分析,以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探讨印孟水资源冲突难以得到永久解决的原因。研究表明:非对称性因子、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和合作的额外收益都是影响流域国合作行为演化的重要因素,其中流域国非对称因子越大,冲突的单位成本收益越小,越有利于跨境水资源流域国合作行为的演化;合作的额外收益是流域国之间开展合作的重要动力。基于非对称性"鹰鸽博弈"模型对流域国合作演化规律进行探讨,以推动流域国开展合作,减少冲突,也为进一步解决全球跨境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问题提供参考。

    2020年05期 v.30;No.237 157-1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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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容性发展视角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治理与完善

    郭甜;黄锡生;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是落实最严格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旨在通过分级隔离污染行为维护水源地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然而,饮用水水源地作为自然与人类的生命共同体,带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双重身份,依据僵硬而统一的格式化规范建设保护区,不符合当代讲求社会利益兼容和改革成果共享的治理原则。在包容性发展概念下审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其技术标准体系采用管道式观察方法,掩盖了水源地地质与人文特征,使管理机构不能完整、准确地吸收信息,降低了立法对规制对象初始值的敏感性,产生立法路径偏差。其规制手段采取一刀切式的居民搬迁和企业关停,忽视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生群落关系,不仅增加了保护区建设成本,也不利于探索环境友好型生产生活方式。行政机构职权分配上的交叉混乱,致使责任主体不明,增加了处罚失当的风险。为优化制度运行机制并提升法律实施效果,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应当汲取包容性发展的能量,扩大水源地特征的关注范围,制定个性化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水质标准。区分环境增益性行为与环境损益性行为,以行为清单为依据进行多样化的行政补偿和行政奖励。行政管理上逐步向单一主体过渡,发挥组织集中控制优势,并建立立体监督追责体系加强对污染行为和政府行政的双向监督。最后,通过创设多元主体参与的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帮助政策落地。依此路径调整,能够进一步推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向"合作-服务"型的包容性发展方向迈进。

    2020年05期 v.30;No.237 167-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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