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绿色现代化: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唐啸;胡鞍钢;

    绿色现代化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核心方向是为当代人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后代人提供生态财富,为全球提供生态安全。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是实现"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在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条件下,实现能源资源消耗增长、环境污染损失增长等生态赤字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脱钩。当前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机遇期,地区环境问题的差异凸显期,人民对环境质量的高度敏感期,生态治理能力的转型变革期,全球生态安全的更大贡献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应当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充分认识从单一治理向全面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视野的长远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进而全面调动不同发展主体的积极性。美丽中国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中国进入绿色创新、生态投资、生态盈余新时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现代化新格局;2050年进入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时期,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常态,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国。为此,未来创新绿色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应当包括:重点问题与系统保护相结合,环保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生态投资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行政管理与市场工具相结合,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相结合,反向约束与正向激励相结合。

    2018年05期 v.28;No.213 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5K]
    [下载次数:92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9 ] |[阅读次数:90 ]
  • 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的脱钩关系——基于演化视角的中日韩美比较研究

    梁涵玮;倪玥琦;董亮;戴铭;刘天宏;文一朵;

    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是"跨越环境高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厘清增长模式与驱动因子是重要决策支撑。然而迄今针对亚太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比研究与模式抽提相对较少。本文选取中国、日本、韩国三个典型的、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以及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参照)为研究对象,基于物质流分析框架和指标研究了1970—2008年四国的资源生产和消费(包括金属和工业用矿物、化石燃料、建筑材料、生物质能源四大类),对比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原材料资源国内消费量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和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环境负荷模型(IPAT)进一步探讨和分析了影响各国资源消费变化的驱动因子及其变化趋势,最后借助Tapio脱钩模型研究判断了国家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间的脱钩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中日韩美四国的人均GDP、人均资源开采和消费水平差异显著,资源禀赋优厚的美国与中国的资源开采量与消费量都处于世界前列,然而就人均GDP水平而言,中国远不如其他三个国家,美国和日本都是成熟的发达国家,韩国也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2)中日韩美四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区别,过去三十年间日本资源效率赶超美国成为第一,韩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排第三,中国的资源效率则最低。(3)中日韩美四国经济增长对原材料资源消费的依赖程度,以及资源消费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也存在明显差异,日本经济增长在技术驱动下基本实现与资源消费的脱钩,韩国表现出和日本一样的趋势,美国则处于稳定弱脱钩状态,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费的依赖度仍很大。依托技术升级大幅度提升过程行业资源效率、持续推进区域生态工业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的重要路径。

    2018年05期 v.28;No.213 8-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9K]
    [下载次数:64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206 ]
  • 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效应——兼议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

    王军;李萍;

    文章测算了中国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指数,并选取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的质与量出发,运用系统GMM模型来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样本期内,狭义绿色税收强度虽然不断下降,但广义绿色税收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体来看,中国税收制度的绿化程度依旧处于较低水平。(2)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均存在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效应,环境分权会弱化此不利影响,但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分别会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而环境分权则进一步加强两极分化。(3)分地区看,绿色税收政策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效应都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但是质量效应的区域差异更强。其中,从数量来看,中西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都存在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效应,且环境分权会促使政府努力降低绿色税收政策强度;东部地区的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数量分别产生了消极和积极的影响。从质量来看,东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倒逼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环境分权强化了东部地区的积极效应,弱化了中西部地区的消极效应。(4)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后,绿色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应开始显现,且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抑制作用得到了加强。(5)深化和完善中国税收制度改革以适应绿色发展的现实需要,其具体路径是加快实现二元税制向三元税制过渡,并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绿色税收体系。文末,针对性提出了加强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实施地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等因应之策。

    2018年05期 v.28;No.213 17-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31K]
    [下载次数:171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6 ] |[阅读次数:165 ]
  • 共享投入关联视角下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研究

    钱丽;王文平;肖仁桥;

    绿色创新是突破当前资源环境约束,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实现中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有必要分析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确定差异形成的具体环节及制约因素。本文考虑创新资源在两阶段的共享关联性,并将单位GDP的工业碳排放量和"三废"污染物纳入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利用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测度200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绿色研发和成果转化效率;根据企业绿色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关系,将各省份企业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分为4种类型;最后,从企业特征和区域环境等方面,利用动态面板GMM模型实证分析和检验两阶段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效率均值分别为0.794和0.904,绿色研发效率明显偏低;东部和西部企业绿色研发效率均值相对较高,而中部地区效率损失缺口高达30.6%;绿色成果转化阶段,东部地区接近于最优水平,中西部地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2)各省份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模式分类发现,低绿色研发低成果转化型企业占20%,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还有46.7%的企业在绿色研发(或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损失较大。(3)创新氛围、产学研合作、环保投入强度、外商投资有利于企业绿色研发效率的提升,绿色研发效率与知识产权保护(IPP)呈U型关系;成果转化效率与企业规模、政府支持、环保投入强度均负相关,而与IPP呈倒U型关系,当前IPP的加强有利于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最后提出营造公平的创新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执行污染排放限制标准等建议。

    2018年05期 v.28;No.213 27-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80K]
    [下载次数:206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0 ] |[阅读次数:233 ]
  • 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模式构建

    吴超;杨树旺;唐鹏程;吴婷;付书科;

    创新驱动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绿色创新兼具创新和绿色的双重属性,研究构建了涵盖创新效率与绿色效率的DEA-RAM联合效率模型,对中国16个重污染行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基于绿色创新影响因素间存在的交互属性,使用能够处理多重交互、组合式路径问题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模式构建加以探讨。研究发现:当前中国重污染行业处于"创新却不绿色"的转型阶段,创新活动运行良好,但行业环境污染负外部性依然明显,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重污染行业各行业绿色效率普遍低于创新效率,行业政策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绿色效率的拖累,改善绿色效率成为提升绿色与创新效率协同效应的关键;组合式效率提升模式中,小规模重污染行业企业应该以环境规制、外商科研支持为基础,辅以精简的科研人员,而政府科研支持此时并不重要;抛开企业规模大小因素,重污染行业企业应以环境规制、政府科研支持为基础,辅以精简科研人员和少量优质外商科研支持。基于研究结论,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转型,需要不断加大科研资金投入,促进绿色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继续严格执行环境规制政策,提高企业绿色环保自觉性;转变政策实施理念,积极探索绿色创新政策的多元互补方式。

    2018年05期 v.28;No.213 40-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2K]
    [下载次数:200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9 ] |[阅读次数:119 ]
  •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的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的定量测度

    成艾华;赵凡;

    当前,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根据中国各区域间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的趋势与规律,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是当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本文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基本思想,构建改进的区域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模型,利用30省市1998—2014年的工业增加值、工业碳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以及工业SO2排放量等数据,对中国区域间的工业产业转移和污染转移情况进行定量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看,1998—2005年,中国的产业主要向东部地区集聚,自2005年开始东部地区向外转移的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而2012年以后东部地区向外转移产业速度趋缓;从转移方向看,中国产业转移没有完全遵循梯度规律逐级转移,出现梯度背离现象,部分产业偏向西部地区;从省级尺度,根据1998—2014年间各省产业转移总量的变化情况来看,中国工业产业转移可以明显分为产业净转出区、产业强转入区、产业弱转入区三类区域。同时在产业转移的进程中,东、中和东北地区除了少数几个省外均为污染净转出区,而西部地区除了四川和重庆外均为污染转入区,已经成为承接污染转移的主要区域,其中,新疆、云南、内蒙古以及青海为高污染转入区。根据以上分析,针对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的污染避难所这一现象,建议中央政府进一步发挥宏观调控能力,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发挥各地自身优势,合理规划各地重点承接的产业,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同时,建立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升西部地区环境治理能力。

    2018年05期 v.28;No.213 49-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30K]
    [下载次数:115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9 ] |[阅读次数:143 ]
  • 社会投资视角下环境治理、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研究

    李国正;艾小青;陈连磊;高书平;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的异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虽然就业与收入仍旧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水平也成为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考量指标。基于2012和2014—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显示:(1)近60%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都有着明确的居留意愿,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地区间差距较大;(2)房价、污染物排放增长率、高等教育招生增长率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房价、教育招生、空气质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每平米房价提高1 000元,居留意愿将降低1.573个百分点;(2)烟尘排放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降低3.270个百分点;(3)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规模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高0.222个百分点。研究认为,政府应该转变财政支出理念,由经济建设向社会服务支出倾斜,增加教育、环境治理、保障型住房建设等社会投资支出,进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及发展环境,引导城镇人口空间集聚优化。

    2018年05期 v.28;No.213 58-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02K]
    [下载次数:84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157 ]
  • 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葛鹏飞;王颂吉;黄秀路;

    发展绿色农业需要准确而全面地掌握农业绿色发展现状,因此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现有文献在投入产出指标选择上未达成统一认识,尤其对于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择争议较大,因此影响测算结论的科学性。本文在综合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农业的发展现实及统计数据的口径资料,对农业的投入产出指标进行重塑,着重分析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的现实基础,利用基于SBM-DDF方法的Luenberger指数对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变和收敛性。研究发现:(1)中国农业平均碳排放强度从2001年开始经历了小幅上升期和平衡期,并在2006年之后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中部农业碳排放强度最高,西部最低。(2)碳排放的无效率和机械动力投入的无效率是各省农业绿色无效率的主要来源;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劳动投入的无效率性显著,尤其西部应该加快农业劳动力的转移。(3)中国农业绿色TFP年均增长率为1.56%,增长率在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依次下降。(4)除粮食主销区存在绝对β收敛外,全国、东中西部、其余粮食功能区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σ收敛;但全国及各区域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结论启示,依靠提升绿色TFP来实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尚有很大空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省份应加强与"前沿省份"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引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管理经验,逐步缩小与"前沿省份"的差距;特别对于粮食主产区,各省份间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这不利于粮食生产安全。

    2018年05期 v.28;No.213 66-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1K]
    [下载次数:268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9 ] |[阅读次数:137 ]
  •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郝国彩;徐银良;张晓萌;陈明华;

    生态文明视域下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3年数据,使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绿色经济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进行了分区域比较;依据经济空间权重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与分解。研究结论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和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低,而且具有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演变趋势。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并不存在。资源禀赋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示范效应有助于增强绿色经济绩效的区域间正向溢出。技术进步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但对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却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区域内、区域间均存在"污染天堂假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发挥地区间、城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努力提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绿色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协同提升。

    2018年05期 v.28;No.213 75-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7K]
    [下载次数:124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8 ] |[阅读次数:129 ]
  •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长三角生态系统健康时空动态研究

    欧维新;张伦嘉;陶宇;郭杰;

    生态系统健康是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现有的评价指标大多难以体现生态系统健康的本质内涵。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改变生态系统结构进而影响生态系统功能及健康,因而从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视角构建反映生态系统健康的活力、组织力和弹性指标,是发展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的可能途径。本研究基于区域生态系统健康对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响应状态,构建适用于长三角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活力-组织力-弹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植被覆盖度指数表征生态系统活力;以景观连通性等8个景观格局指数表征生态系统组织力;以In VEST模型生境质量指数表征生态系统弹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长三角地区1995—2015年土地利用空间数据,以长三角16个地级市为评价单元,对长三角过去20年间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动态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来长三角地区生态系统健康指数降低了约17.6%,其中,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较高的区域面积减少了约60.6%,而生态系统健康水平较低的区域面积增加了约36.5%;长三角地区快速城市化所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健康时空演变的主导因子,且林地和水域对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起到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较好地反映了生态系统健康的本质特征,可用于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的时空动态评价,其结果也能对区域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2018年05期 v.28;No.213 84-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51K]
    [下载次数:94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217 ]
  • 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差异

    朱高立;邹伟;王雪琪;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利用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机制、方向及程度。研究表明:(1)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整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城镇化协调度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2007年以前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幅度较小,之后增幅明显加快。(3)城镇化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整体上,协调度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4)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的提高对城镇化协调度提升的贡献最大,原因可能是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拉大则会显著降低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原因可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方面会使得城镇相对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寻求收入上的相对均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降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弱化社会经济活力,阻碍土地城镇化进程,因此需要通过平衡城乡间的资源分配,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影响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关键经济结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是影响东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城乡居民储蓄额/GDP(金融结构)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提高均有最大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分区域对症下药。

    2018年05期 v.28;No.213 93-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13K]
    [下载次数:117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170 ]
  • 产业集聚与多维城镇化异质性

    伍骏骞;何伟;储德平;严予若;

    产业集聚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要素和资源集聚,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和经济保障。已有研究验证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然而,在多维城镇化异质性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实际作用,明确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作用不仅是从"量"上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更需要从"质"上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因此,本文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户籍人口城镇化三个维度分析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机制并提出三个理论假说: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土地城镇化有正向影响;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有影响,但受到户籍制度的约束,其影响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然后,本文采用2005—2014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用常住人口比重衡量人口城镇化,城市建成区面积占城区总面积比重衡量土地城镇化,非农户籍人口比重衡量户籍人口城镇化;以区位熵和经济密度衡量产业集聚度,分析产业集聚对三个维度城镇化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作用和中介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是户籍制度制约了产业集聚对农村城镇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产业集聚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有滞后性,产业集聚将通过土地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两大中介机制实现户籍人口城镇化。这一研究发现契合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先推进城镇人口和土地要素的集聚,然后逐步向打破户籍制度制约、实现常住人口"市民化"的梯度城镇化发展战略。

    2018年05期 v.28;No.213 105-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24K]
    [下载次数:83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164 ]
  • 基于空间计量的地级市政府间城镇化竞争分析

    孙焱林;覃飞;陈亚会;温湖炜;

    城镇化是地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经济转型的重心,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考核制度和资源流通等因素驱动下,地方政府也热衷于通过城镇化拉动投资,因此城镇化竞争不可避免。文章利用278个地级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一般空间自回归模型和两区制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地级市政府间的城镇化竞争及异质下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差异。结果发现:(1)地级市政府间存在竞争性城镇化,即一个城市推动城镇化进程会驱动邻近城市竞争性推动城镇化;(2)工业化程度对城镇化竞争差异有显著影响,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而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则高于工业化程度低的城市;(3)科技教育投入会对城镇化形成挤出效应,降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4)省会城市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非省会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并无显著差异;(5)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后者的城市土地城镇化竞争水平高于前者。结论支持了地方政府间存在城镇化竞争的事实,也显示了我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竞争失衡的现实,据此,文章提出针对性建议:(1)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应该弱化对土地城镇化的依赖,提高人口城镇化的竞争力;(2)弱化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制,构建多样化、综合性政绩考核机制;(3)地方政府坚持合理有序的城镇化建设,实现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

    2018年05期 v.28;No.213 115-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8K]
    [下载次数:72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133 ]
  • 财政竞争、引资竞争与土地约束性指标管控政策执行偏差

    张绍阳;刘琼;欧名豪;

    约束性指标管控是我国土地管理领域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但其实际执行过程却偏离原定政策目标。传统"央地纵向委托代理困境"视角的解释认为,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的动机是导致产生政策执行偏差的根源,但其忽略了地方政府行为所具有的空间关联性而存在解释力不足的缺陷。为此,本文立足于地方政府横向竞争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引资竞争对土地约束性指标管控政策执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2010—2014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相应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土地引资行为会加剧本地区的政策执行偏差程度。(2)地方政府间存在"相互模仿"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竞争策略,这使其土地财政和土地引资行为会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即在加剧本地区政策执行偏差程度的同时,还会同步加剧相邻地区的政策执行偏差程度。(3)土地引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强度上都要强于土地财政,这表明地方政府间的土地引资竞争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更重要因素。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为了促进土地约束性指标管控政策的良好执行,不仅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弱化地方政府间的土地财政竞争,更要通过政府绩效考核改革来遏制它们之间的土地引资竞争。

    2018年05期 v.28;No.213 123-1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637714]
    [下载次数:658 ] |[网刊下载次数:7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109 ]
  • 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黄珂;张安录;李会琴;

    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地域单元,其形成与发展以城市扩张为基础,需不断占用农地资源。当前主要问题为农地城市流转过度,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基于此,本文以中国16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考虑环境污染,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利用1999年至2013共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显示:(1)研究农地城市流转TFP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即环境污染是合理且必要的。(2)1999年至2013年,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减少污染与环境副作用的技术发展与推广还存在障碍,提高生产要素投入质量的能力有限。(3)对16大城市群而言,农地城市流转TFP在研究期内均下降,西部城市群下降幅度最大,中部和东部次之,东北较小。(4)珠三角、长三角和武汉城市群在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对先进技术的运用较为合理和充分,作为"环境技术领先者"次数较多。针对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群有效进行农地城市流转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合理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与城市增长边界,优化农地城市流转TFP,并提升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第二,充分考虑农地城市流转TFP及其构成要素的区域差异,根据各城市群发展特征、资源禀赋状况以及区域功能定位差异等特点,实施土地利用差别化管理。第三,更多地使用可再生的资源和环保能源,并对土地资源加以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走绿色环保城市群发展道路。

    2018年05期 v.28;No.213 132-1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58K]
    [下载次数:46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46 ]
  • 耕地流转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武汉都市圈为例

    杨钢桥;张超正;文高辉;

    首先从理论上揭示在不同耕地流转市场、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细碎化程度的条件下,耕地流转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然后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以武汉都市圈775份水稻种植户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样本农户水稻生产的平均技术效率为0.834,仍存在16.6%的技术效率损失。(2)耕地流转能够提升农户水稻生产的技术效率,且耕地转出和耕地转入都对技术效率有正向作用,相对于耕地转入而言,耕地转出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3)耕地转入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高于未流转户,耕地转入欠规范户的技术效率低于未流转户。(4)耕地转入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随着耕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呈现上升的趋势,耕地转入欠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随着耕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5)耕地转入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随着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增加呈现下降的趋势,耕地转入欠规范户的技术效率随着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增加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且耕地细碎化对不同经营规模转入欠规范户技术效率的影响不同。研究结论:耕地流转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受制于耕地流转市场规范化程度、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细碎化程度;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受到耕地流转市场规范化程度的制约;耕地细碎化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耕地流转市场规范化程度和耕地经营规模。

    2018年05期 v.28;No.213 142-1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25K]
    [下载次数:101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128 ]
  • 基于TPB框架的农户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甘臣林;谭永海;陈璐;陈银蓉;任立;

    农地流转作为在农村广泛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模式,在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为意愿是行为响应的前提,研究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认知维度分析农户的农地转出认知对其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武汉、鄂州两市农地转出典型地区的287个调查样本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证实:(1)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形成过程遵循"认知→意愿"这一路径形式,其中,行为态度是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观规范是重要影响因素,知觉行为控制是有效影响因素;(2)农地转出所能带来的好处中农户最看重流转的租金收益;(3)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最大外在压力来自亲朋邻里的农地转出行动,当亲朋邻里转出农地时,农户会产生"跟风效仿"心理;(4)相比于家人与亲朋邻里,农户对村委会的农地转出主张缺乏信任;农地转出所需支付的时间成本与可能存在的流转纠纷是农户关注的重点问题;(5)由于农地转出普遍存在村集体统一代理,降低了农户对流转政策和渠道的掌握程度以及自主决策能力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调研实际,得出要制定体现农地价值的流转租金标准,加强对村委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土地流转代理过程监管,建立并完善流转纠纷处理机制,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运作等政策启示。

    2018年05期 v.28;No.213 152-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5K]
    [下载次数:114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7 ] |[阅读次数:147 ]
  • 农村土地流转的收入分配效应

    郭君平;曲颂;夏英;吕开宇;

    基于我国东中部6省1 60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从转入与转出视角实证分析、比较了农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显著,但农地转出无此效应。分区域考察,农地流转拉大了东部与中部地区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农地转入和转出均有显著增收效应,且后者远大于前者;中部地区农地转入的增收效应明显,但农地转出却有显著的"减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来看,农地转入促进了贫困户及低收入户至部分高收入户增收,其中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获益愈大;相较之下,农地转出仅使部分低收入户增收,有一定缩小收入差距功能。更进一步,东部地区农地转入可使除中高收入组农户以外的其他农户增收,农地转出则可使除贫困户和部分低收入组农户以外的其他农户增收,此两种流转类型均会扩大农户收入差距。中部地区农地转入可使所有农户增收,但同时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与之不同,农地转出能使低收入组农户增收,也可使部分高收入组农户"减收",因而比较利于减少贫富差距。据此,决策当局应当着力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限制,构建功能良好的土地租赁市场,发挥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以及法律保障机制在农地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农地流转方式更加市场化、规范化;同时,完善土地流转中租金和期限的确定机制,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收入分配的均衡性,保护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在农地流转中的短期和中长期利益;此外,多渠道扩大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并提高其非农就业能力。

    2018年05期 v.28;No.213 160-1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70K]
    [下载次数:169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27 ] |[阅读次数:156 ]
  • 生成机制、个人禀赋与家庭农场主培育

    江永红;戚名侠;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家庭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对其成长路径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安徽省九个地区384家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来实证研究中国家庭农场主的生成机制及培育过程。结果显示:家庭农场主主要由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构成,培育机制源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1)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赋予他们一种敢于拼搏,勇于创业的精神;(2)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能够为他们在土地流转、签订合同、筹集资金等方面减少许多纠纷和麻烦;(3)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据此做出决策和调整。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政策变量后发现,当前的农业补贴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具有普遍性,并没有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考察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与农业补贴的交互作用时,结果显著且二者为正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农业补贴是针对土地所有者而非土地经营者,因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不能获得更多的农业补贴,而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凭借其信息优势能及时获得补贴。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未来家庭农场主的培养应将个人特质作为关注的重点,政策支持作为辅助手段,来成就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家庭农场主。

    2018年05期 v.28;No.213 170-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47K]
    [下载次数:57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124 ]
  • 下载本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