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推进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若干思考

    吕永龙;王一超;苑晶晶;贺桂珍;

    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全球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在减贫、教育、医疗、改善饮用水源等方面的发展,但是一些全球性问题仍然严峻,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不公平性等问题在不同的地区不断深化。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16—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对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本文提出了推进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的八项主要挑战,分别是"制定科学的衡量目标的指标体系""如何将SDGs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保障实施SDGs的融资能力""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综合观测和获取能力""加强监测数据规范与评估能力""建立衡量社会进步的科学指标和方法""权衡不同目标间的冲突问题""如何将视角从陆地转向海洋和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为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本文从基本原则、推进方法和政策保障三个方面,提出了有关中国推进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基本思路。

    2018年01期 v.28;No.209 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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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孙新章;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诞生于1986年,是我国针对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发起的一项地方试点工作,旨在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推广应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30年来,实验区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突出体现在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内的普及、探索出了一批具有示范推广意义的地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发挥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可持续发展成就的窗口作用三个方面。但是,实验区建设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存在缺陷、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布局中没有占据应有位置以及能力建设工作滞后三个方面。随着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的形势变化,特别是国际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国内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实验区建设新的历史使命。着眼未来,实验区建设应在深入分析总结30年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统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五大发展理念为目标,以破解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着力点,以创新为动力,着力探索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凝练可持续发展典型模式,为国内同类地区可持续发展发挥实验和示范效应,并依托"一带一路"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鲜活案例。

    2018年01期 v.28;No.209 10-1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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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利约束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

    齐红倩;席旭文;刘岩;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调研数据,构建包含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功能活动和自由程度的可行能力框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转移人口福利水平对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并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会机会、政治参与和心理感受等福利状况的改善均可以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逆城镇化倾向。其中,职业培训、子女上学情况和政治参与状况的改善对降低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最为明显,表明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机会和政治参与。农业转移人口不仅关注自身的社会机会,同时还关注下一代的社会机会,表现为通过职业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为子女争取更好的上学条件提升代际的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的分组计算表明,福利对逆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对于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为显著。高收入群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导致其对于福利的诉求更强,因此福利水平改善可以明显降低其逆城镇化倾向。而低龄化群体大部分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等更接近于城市,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因此其福利水平改善也可以显著降低逆城镇化倾向。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继续完善居住证制度,逐步剥离和户籍绑定的福利制度,实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对城市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应针对重点福利诉求和群体制定倾斜性政策,重点解决职业培训和子女上学等问题,优先满足高收入和低龄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市福利的诉求。

    2018年01期 v.28;No.209 16-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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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阶段对比的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关系

    刘琼;杜晓航;盛业旭;

    以速度标准判定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而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从城镇化阶段对比的角度考察二者关系是一个可行的视角。在总结城镇化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自身规律,从"阶段协调"的角度考察不同饱和值情景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变化。结果表明:(1)我国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符合Logistic曲线过程,但二者拐点存在明显差异,应该分阶段分析二者协调关系;(2)按"阶段协调"的标准判断,在城镇化"起步—加速—减速"阶段,二者关系分别为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明显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人口城镇化,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将超前于人口城镇化;(3)在城市人口发展和土地管控的4种情景中,代表"人口低度集聚、土地宽松管控"的情景2是促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实现在减速阶段协调的最优方案。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城镇化发展阶段,树立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阶段协调"的调控理念;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近年来城市土地快速扩张的积极意义,即它是对人口城镇化的阶段性追赶,但减速阶段则需要对土地城镇化进行适度管控,避免其过度追赶人口城镇化而导致二者关系出现新的不协调;应合理把握政策管控的松紧度,选择适宜的人口城镇化峰值(80%左右)和人均城镇用地标准(115 m2以上),以促进二者在减速阶段末期的协调发展。

    2018年01期 v.28;No.209 26-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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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生命特征的城市竞争生态位评价分析

    施建刚;张永刚;吴光东;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城市生命体是一个具有新陈代谢、生长发育、遗传变异、自适应和应急性等特征的复杂巨系统。由于座落位置无法移动,更需要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找准适合自己发展的竞争生态位和竞争策略。本文认为,城市竞争生态位是一个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特定位置及其与环境的功能关系,一个城市生命体的城市竞争生态位越强,从外界获取的各类资源就越多,跨入更高发展能级的概率就更大。从城市生命体的生命特征出发,按照对城市生命体发展至关重要、具有广泛代表性且可量化分析、尽可能精简等原则,本文选取了反映新陈代谢(A)、生长发育(B)、遗传变异(C)、自适应和应急性(D)等4大类19项因子,采用信息熵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系数,提出了基于生命特征的城市竞争生态位评价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以实证研究的方式,选取了包括上海、南京、杭州等26市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测算出有关城市在1984—2014年间的城市竞争生态位和4大类城市竞争子生态位。综合运用时空对比、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城市竞争生态位总体呈上升态势;(2)城市竞争生态位增长不平衡;(3)城市竞争生态位逐步出现明显分层现象;(4)城市竞争生态位距首位城市越近增长越快;(5)遗传变异子生态位对城市竞争生态位变化影响相对较大。根据有关分析结论,提出相应针对性对策建议:(1)进一步强化首位城市的功能;(2)着力提升城市群发展的质量;(3)找准城市竞争策略实现错位发展;(4)加强与首位城市或中心城市的互补发展;(5)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教育支出等方面投入。

    2018年01期 v.28;No.209 35-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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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础设施系统与自然生态互动增长策略研究

    孔静静;张超;韩传峰;

    基础设施系统能力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国家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提供支撑的同时,造成的资源过度消耗、自然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方法,研究基础设施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交互作用机制,提出基础设施系统与自然生态互动增长策略。研究得出,基础设施系统内部通过环境污染程度和人口规模动态关联且存在着负反馈,交通、供电和供水等基础设施规模的增长相互制约,都不可无限增大。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与自然生态存在着负反馈关系,原因在于公路里程增长刺激机动车保有量增加,致使空气污染程度加重,年人口增加量减少,从而限制了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长;供电基础设施对自然生态的恶性累积效应显著,原因在于供电基础设施规模增长所导致的资源可获得性和环境污染程度负效应叠加,并通过人口增量联系起来,使得供电基础设施规模持续扩大;供水基础设施与自然生态存在着负反馈关系,原因在于年污水排放量与水源影响因子的作用相抵,使供水基础设施规模趋于稳定。通过系统动力学基模分析可得,一类基础设施规模增大,必须综合考虑自然生态承载和它类基础设施规模增长的关联效应。交通基础设施能力提高的关键不在于增加公路里程,而是实施以空气质量控制为导向的公共交通完善策略;供电基础设施规模的增长须与交通基础设施增长的空气污染累积解耦,降低火力发电的能耗或比例;供水基础设施能力提升的根本不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增加,而是降低水源污染程度。

    2018年01期 v.28;No.209 44-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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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宋敏;王登娜;

    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的必然过程,大规模的农地城市流转会给耕地保护和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巨大压力。研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及其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对于揭示农地城市流转的复杂性,进而采取差别化的、有针对性的管制措施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在阐释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经度、纬度方向上的变化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全域及局域自相关模型分析了省域尺度上中国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空间异质性,继而进一步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了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各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在水平方向上自西向东呈稳定上升趋势,纬度方向上在中国中部省份达到最高值并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省份逐渐下降,呈现倒"U"型。(2)全国范围内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关联特征,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局部自相关随区域而变化,体现出空间异质性。(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初耕地面积、第三产业比重四个因素影响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且影响程度随空间位置不同而变化,除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省域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影响程度在全国范围内空间分布较均匀外,其他三个因素的影响程度呈现较大的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在充分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提高规划方案或管制措施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实现对农地城市流转规模的有效管制。

    2018年01期 v.28;No.209 54-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7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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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地产权强度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仇童伟;罗必良;

    以往关于农地产权影响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研究大多借助农地产权稳定性或安全性概念,忽视了农地产权实施的层次性及其对农户行为规范的建构性。借助农地产权强度的理论概念不仅可以剖析国家赋权和社会认同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还可以考察二者作用的主体性差异。为此,本文阐述了国家赋权和社会认同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以及农地产权实施绩效对主体行为能力的依附性。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未引入和引入交叉项的Double Hurdle模型和OLS模型,利用全国9省(区)2 704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强度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产权强度可区分为国家赋权、社会认同和行为能力,国家赋权和社会认同因农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属性差异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存在差异化影响,行为能力则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国家赋权会抑制农地转出和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并对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相反,社会认同总体上对农地转出无显著影响,但会抑制行为能力较强的农户转出农地,并激励行为能力较弱的农户转出农地。由此可见,国家赋权与社会认同在配置农地要素上的效果趋同,但非农就业市场的政策主导决定了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更多地受国家赋权的影响。

    2018年01期 v.28;No.209 63-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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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向敬伟;李江风;

    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发展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探讨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构建了影响效用实证模型,以鄂西16个贫困县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发生的具体原因,并针对各县市实际发展情况提出发展建议,以期为贫困山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转型从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两方面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功能形态包含作物生产、生活保障、生态保护三种形态,空间形态包含景观格局和数量分布两种形态;(2)耕地利用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可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长期来看,耕地利用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3)实证发现,房县、长阳县、建始县、来凤县等4县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存在促进效用而空间形态转型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郧县和咸丰县则是空间形态转型存在促进效用而功能形态转型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性;(4)郧西县、竹山县、丹江口市、秭归县、恩施市和巴东县等6县市耕地功能形态转型和空间形态转型对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促进效用,竹溪县、利川市、宣恩县和鹤峰县等4县则均存在边际递减效用,验证了机理分析的正确性。论文还从利用地租地价杠杆和土地工程技术、完善耕地政策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贫困山区耕地利用与管理的政策建议。

    2018年01期 v.28;No.209 71-8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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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优化研究

    张红伟;王占岐;徐枫;魏超;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因此,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是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和布局的重要测度,是农民对于耕地多样化需求的重要反映,从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对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建设规模和时序进行优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房县为研究对象,运用PSR模型剖析耕地价值尤其是耕地非市场价值、农户需求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存在的内在关系,采用改进的揭示偏好法、替代市场法及当量因子法估算耕地非市场价值,并将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分布特征与基本农田布局进行比较,检验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是否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具有指导性,从而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进行优化,最后通过四象限法对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时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优化后,从建设规模来看,九道乡等四个乡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变小,而白鹤镇等四个乡镇建设规模增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存在优化空间。从建设时序来看,尹吉甫镇等六个乡镇作为高标准基本农田的优先建设区,而九道乡等五个乡镇只需适当安排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模。基于本文得出的规模优化和时序分析结果,通过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一方面能使耕地的经济价值最大化,又使社会和生态价值最大化,能够满足当地农民对于耕地多样化的价值需求,体现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目的和意义,另一个方面,能够尽快缓解城市周边优质耕地被侵占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划编制提供借鉴。

    2018年01期 v.28;No.209 82-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6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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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的省际耕地生态补偿研究

    樊鹏飞;梁流涛;许明军;张思远;

    作为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耕地生态补偿不仅能有效解决耕地生态系统"外部性"溢出问题,而且能够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杠杆,对于协调好我国吃饭、建设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虚拟耕地是生态系统循环中的重要物质流,在区域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核算和分析我国省际间粮食流动格局,以"虚拟耕地"为载体,提出构建我国省际耕地生态补偿思路。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间我国耕地生态补偿支付区和受偿区分布一直较为稳定。受偿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具体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支付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西南和中部部分地区具体包括广东、浙江、福建、上海等省区;(2)我国省际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存在较大差异。2000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20亿元以上,有六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10亿元以上。2005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4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20亿元以上。2010年有五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8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35亿元以上。2015年有四个省区的应获额度在160亿元以上,有五个省区的应付额度在80亿元以上。研究提出:一方面要建立基于虚拟耕地流动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包括构建补偿管理平台,明确补偿资金来源,建立多元化补偿方式,建立相应的调控与监督机制四个方面;另一方面要建立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保障体系,具体包括建立健全耕地生态补偿立法体系,建立耕地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加强有关耕地生态补偿方面的宣传教育五个方面。

    2018年01期 v.28;No.209 91-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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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共产品供给真的能减少中国农村瞬时贫困吗?

    刘成奎;任飞容;王宙翔;

    公共产品对农村减贫具有一定效应,而农村贫困分为慢性贫困与瞬时贫困两类,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瞬时贫困的效应如何?本文分析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农村家庭数据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确实改善了农村贫困状况,但是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改善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CHNS的1 657个农村家庭数据,实证分析了公共产品供给对不同分位点下的农村家庭和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的影响发现:非贫困家庭的存在摊薄了贫困家庭从公共产品中所得的减贫效应,实施瞄准式的精准扶贫必要而且迫切;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家庭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一,通信信息服务显著降低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减少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但对贫困家庭的慢性贫困并没有显著作用。第三,教育和基础设施会提高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同时会增加瞬时贫困成分占总贫困的比重,但会减少陷入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成分。与东部地区相比,通信信息服务对中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以及教育对中西部地区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都有更好的减贫作用,但是基础设施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慢性贫困家庭的瞬时贫困的减贫作用要低于东部地区。为了有效地降低瞬时贫困:(1)要强化通信信息服务的提供,特别是互联网服务的普及;(2)要加强农村家庭医疗卫生专项供给,提高贫困家庭的医疗报销比例;(3)要强化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供给,特别是农村自来水和排污设施的建设;(4)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的职业技能培训。

    2018年01期 v.28;No.209 102-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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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

    王立剑;叶小刚;陈杰;

    产业扶贫是实现农村贫困户彻底脱贫的根本途径,但是鲜有研究对产业扶贫效果进行准确估计。本文首先借鉴国际多维贫困指数评价方法及相关研究文献,从经济状况、生活水准以及精神依赖三个维度构建产业扶贫结果变量指标体系,测量产业扶贫效果;借鉴SPO理论与RHB模型,从个人因素、精准识别以及配套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产业扶贫效果协变量指标体系,用以测量选择性偏倚。其次,按照建立倾向得分概率模型、均衡性评价、处理效应估计以及敏感性分析的标准程序处理陕西省贫困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陕西省产业扶贫总体效果有限,且该结论得到不同匹配方法的验证,均衡性较好,研究结果不敏感。具体而言,陕西省产业扶贫效果在一对一匹配下,人均年增收1 510.04元;产业扶贫对农村贫困户生活水准提升没有显著效果,对精神依赖改善同样没有显著效果;贫穷系数、劳动能力、技能培训、产业适应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是影响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的六个显著因素。现行产业扶贫难以覆盖极端贫穷的贫困户,家庭劳动能力强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接受技能培训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得到金融支持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村庄贫困户更倾向于参加产业扶贫;相较于产业适应性强的地区,产业适应性一般地区的贫困户更少参与产业扶贫。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调整扶贫贷款政策,关注底层贫困户;突破原材料供给扶贫方式,构建扶贫产业精准识别体系以及建立贫困户与企业利益联结机制等对策建议。

    2018年01期 v.28;No.209 113-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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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北平原的极端干旱事件与农村贫困:不同收入群体在适应措施采用及成效方面的差异

    杨宇;王金霞;侯玲玲;黄季焜;

    日益严重的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脆弱性的影响逐渐加剧了农村贫困,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华北平原面临着极端气候事件对农业生产的严峻冲击,为此,实证分析了华北平原不同收入群体应对极端干旱事件的适应行为及极端干旱事件对其农业生产影响的差异,以期为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行为对策及精准扶贫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基于华北平原5省889个农户的1 663地块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两阶段的思路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产的劣势可能导致其显著减少了0.12次灌溉频次和降低了2.1%的概率去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以应对极端干旱事件;(2)每增加1次的灌溉频次将平均挽回约21%的单产损失和采用地面管道节水技术相比于未采用也将挽回12%的单产损失;(3)相比于较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在面对极端干旱事件的冲击时显著地增加了约2%~3%小麦单产损失。基于此,在制定减少因灾致贫的贫困农户群体和预防农村贫困危机的政策时,要考虑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具体而言,为了增强农户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适应能力,尤其对农村收入较低(贫困)群体,政府适应政策不要忽略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生产资本等因素影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策的精准扶贫效果;在华北地区干旱化趋势明显的状况,加大推广灌溉和地面管道节水技术适应行为以减少极端干旱事件的潜在生产损失和减少贫困群体。

    2018年01期 v.28;No.209 124-1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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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长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沈满洪;

    河长制由江苏省无锡市首创。河长制的发展经历了个别首创、局部扩散和全面推进等三个阶段。河长制的诞生源于水资源危机、水环境危机、水生态危机等水危机,而水危机的根源在于水体制失灵、水机制失灵和水制度失灵。河长制的实质是对现有河流管理制度的统筹,是对现有河流管理权威的加强,是对现有河流管理职责的监管。河长制的环境绩效是单一的正面效应,而河长制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则具有双重性。从实施河长制的地区观察,河流的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河长制的实施,倒逼经济转型升级,出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趋势,但是,也呈现出"不惜代价治水"的高成本问题。河长制的实施,强化了政府主体的作用,弱化了市场主体的作用;强化了政府机制的功能,弱化了社会机制的功能;强化了河长的职能,弱化了原治水部门的职能。在水危机和水制度危机十分严峻的背景下,即使存在河长制的负面影响,只要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河长制依然是值得肯定的。分析已有治水机构及治水机制可知,河长制的职能定位应该是调查研究、综合协调、考核评价、监督检查。河长制的可能模式包括政府主导型模式——党政领导担任河长、社会主导型模式——社会贤达担任河长和市场主导型模式——企业家担任河长,在一定的时期也许是三种模式同时并存。从历史长河来观察,河长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现代水治理体系和水治理机制的完善,河长制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2018年01期 v.28;No.209 134-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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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重置成本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小清河流域为例

    耿翔燕;葛颜祥;张化楠;

    流域生态补偿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我国流域水污染、流域生态与经济发展矛盾问题的有效手段。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和运行的关键为补偿标准的确定。文章采用综合水质标识指数(WQI)对流域水质进行评价,通过与协议水质指标的比较判断各区域的补受偿方向。随后考虑污染物不同浓度处理时的难易程度,以全国76家典型污水处理厂的直接处理成本数据为样本,构建了基于重置成本的差异化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以小清河流域为例对各区域的补偿金额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污染物的去除难度随其浓度的降低而不断增加,在恢复至同一标准的前提下,单位COD和氨氮的处理成本分别与其进水浓度呈幂函数关系;(2)以COD和氨氮为评价指标,2016年小清河流域整体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5个交界断面的水质均为Ⅴ类水质标准,负外部性明显,都需要对各自的下游进行补偿。其中上游济南段综合水质标识指数为5.822,污染最为严重;(3)综合流域各区域的保护和污染贡献,将上游的补偿额与支付给下游补偿额相加抵消后,2016年小清河流域各区域的最终补受偿数额分别为:济南需支付1 128.22万元,滨州邹平需支付2 784.48万元,淄博需支付1 703.68万元,滨州博兴需支付1 744.05万元,东营需支付149.77万元。补偿结果反映了小清河流域水质的真实状况,体现了补偿标准的差异性,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计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重置成本的补偿金额可作为补偿标准的下限,实际应用时,可适当增加数额,进一步激发流域居民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2018年01期 v.28;No.209 140-1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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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

    杨柳;朱玉春;任洋;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治理模式无法充分适应农业分户经营需求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是实现小农水有效供给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其管护绩效的关键路径。利用黄河灌区中上游的内蒙古和宁夏两个省份(自治区)772户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引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绩效。在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的社会资本和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组织支持影响程度较大;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和农户管护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组织支持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管护行为,最后为社会资本;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多群组分析表明,农业收入水平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最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而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明显。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积极推行小农水的村民自治模式,并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情感和工具支持,促进农户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激发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

    2018年01期 v.28;No.209 148-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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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考虑非合意产出的省际水资源利用效率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SE-SBM与Tobit模型的考察

    丁绪辉;贺菊花;王柳元;

    水资源短缺与水生态恶化成为制约我国水资源利用的主要问题,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是解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也契合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研究水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国家相继实施最严格水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利用三条红线,从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采取水资源管理双控行动,将"河长制"提升为全国性治水方略。本文选取资本、劳动力、用水总量为投入指标,以实际GDP与废水排放总量作为期望与非期望产出,利用非期望产出SE-SBM模型估算2003—2015年各省市水资源利用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探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水资源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发展趋势,虽研究时限内绝大多数省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均有大幅度提升,东、中、西部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京津沪等省份水资源利用效率最高,西北省份效率最低,通过变异系数分析比较得出区域差异呈现不断收敛的趋势,水资源利用效率驱动因素上,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水资源的丰富程度、工农业结构、政府干预强度与水资源利用效率呈现负相关,进出口需求对其影响并不显著。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国家要充分考虑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利用效率目标及水资源管理政策,应大力发展节水技术,发挥价格杠杆在水资源利用效率中的作用,利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跨区域合作,以弱代强,推动省际水资源治理协同发展。

    2018年01期 v.28;No.209 157-1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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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海洋环境治理政策的概览、变迁及演进趋势——基于1982—2015年161项政策文本的实证研究

    许阳;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应对海洋经济持续开发带来的海洋环境问题,自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颁布以来,中国中央政府及各个海洋管理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海洋环境治理政策,成为实现海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海洋环境治理政策体系的完善程度和实践效果直接影响海洋强国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因此,运用科学的方法探究政策体系的变迁之路,整体性描绘政策体系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1982—2015年中国国家层面出台的海洋环境治理政策文件为分析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和词频分析法,结合聚类分析、共词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等基本统计分析方法,可以总结出科学、客观、真实的政策变迁特点。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文章将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82—1995年的政策起始阶段,1996—2005年政策的平稳执行阶段,2006—2011年政策的深化调整阶段,2012—2015年政策的战略发展阶段,且每个阶段的政策变迁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再将政策变迁过程中展现的直观特点代入到公共政策分析框架内,可以提取出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即政策理念从"问题导向型"向"多元协同型"转变,政策结构从"简单松散型"发展为"系统紧密型",政策过程和决策关注点逐渐向"后决策阶段"迁移。最后,提出未来的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内容应该更加侧重制度供给,建立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制度,建立多元的政策工具选择使用模式并且推动政策工具创新。

    2018年01期 v.28;No.209 165-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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