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与角色转型:从防范“黑天鹅”灾害到迎战“灰犀牛”风险

    潘家华;张莹;

    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主导力量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致力于防止出现难以预料但影响巨大的"黑天鹅"式的气候灾害。而当前各国减排力度与全球温控目标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大概率、影响大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中国曾多次面临极端气候事件,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提升了全社会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灾害的能力及水平。从国际社会输入国内的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知,强化了中国对灾变性气候"黑天鹅"事件的防范意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风险。在这种认识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经历了灾害防范、科学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和贡献引领5个阶段。中国气候战略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快速攀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压力。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仅从自身情况出发去积极应对,也在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当前,国内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转为主动积极去迎战具有"灰犀牛"属性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已经转变为强化国内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在国际主动引领国际气候进程,迎战威胁人类未来的气候风险。

    2018年10期 v.28;No.218 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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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赢路径分析

    何建坤;卢兰兰;王海林;

    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目标,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促使各国走上"发展"和"减碳"双赢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其核心指标是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就是大幅度提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一方面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同时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终端能源需求,从而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2030年前需尽快达到4%以上,但按目前趋势只有2%左右,各国都必须加大能源变革的经济转型力度。中国实现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年下降率要持续维持4%以上。并将不断加大力度,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从而为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协调共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2018年10期 v.28;No.218 9-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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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碳强度减排目标实现的路径及可行性研究

    钟超;刘宇;汪明月;史巧玲;

    为探讨实现强度减排目标的可能路径及每种路径下的可行性,在能源效率随机前沿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最大似然法对84个国家1971—2014年平均能源效率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和潜在能源效率5个要素,结合权威机构对上述要素未来发展的预测数据及参数,构建单一要素和多要素组合的96种模拟情景,系统分析每种减排路径下的中国碳强度减排情形及实现减排目标所要付出的减排努力。研究发现:(1)提高潜在能源效率对于实现减排目标的贡献度最大,且仅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资本存量或潜在能源效率的单一减排路径难以实现中国强度减排目标。(2)中国若要实现减排目标,必须从能源结构(化石燃料占比要低于80%,且平均增速要降低2.2%),经济结构(服务业占比要高于60.4%,且非服务业增速要降低2.4%),人力资本(持续稳定),资本存量(持续稳定)和潜在能源效率(提高1%)来优化减排路径。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给出如下政策建议:(1)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源市场机制创新,不断提高能源效率。(2)加快工业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生产生活碳排放量。(3)不断优化国家能源结构,促进源头排放量降低。(4)给予人力资本和资本存量稳定合理的发展空间,为碳减排提供要素支撑。

    2018年10期 v.28;No.218 18-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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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素市场扭曲与双向FDI的碳排放规模效应研究

    刘海云;龚梦琪;

    本文利用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数据,首先从规模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视角阐述了双向FDI影响地区碳排放的作用机制,进而利用KAYA恒等式对碳排放进行分解,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全样本和分样本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与双向FDI影响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果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促进地区碳排放增加,且要素市场扭曲和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而加剧这一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分样本情况下依旧成立。(2)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抑制地区碳排放,且要素市场扭曲会显著促进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样,外商直接投资也会通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强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但在分样本情况下这一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抑制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会促进低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3)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加剧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会显著抑制要素市场扭曲,这一结论在分样本情况下仍然成立。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注重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市场净化效应,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促进母国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抑制碳排放。(2)制定以获取绿色环保技术为目的的引资政策,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进而抑制碳排放。(3)积极引导双向FDI的合理布局,促进双向FDI互动协调发展,重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合理调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形成各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效应,最终抑制碳排放。

    2018年10期 v.28;No.218 27-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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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田建国;王玉海;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城市化进程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又同碳排放紧密相连。通过理论分析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同碳排放的关系,进一步利用空间溢出效应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同碳排放总量水平正相关,财政分权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某地区财政分权的提高不仅会带来本地区碳排放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提高周边地区碳排放水平;(2)地方政府竞争在碳排放问题上存在"趋良效应"。某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不仅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水平,还可以降低周围地区碳排放水平;(3)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相似性,两者都是主要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来影响碳排放总量水平。建议:(1)适当改善财政分权,加快推进财权和事权的统一。(2)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趋良竞争"。中央政府需给出足够强烈的信号促使地方政府维持"趋良竞争"。(3)鉴于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都是主要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来影响碳排放总量水平,因此,需要重视空间的溢出作用,强化区域合作。(4)充分利用技术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的特点,提高技术水平,强化技术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降低周围地区碳排放水平。

    2018年10期 v.28;No.218 36-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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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

    陈占明;吴施美;马文博;刘晓曼;蔡博峰;刘婧文;贾小平;张明;陈洋;徐丽笑;赵晶;王思亓;

    中国不同城市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气候条件、人口结构等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本文基于最新的城市尺度二氧化碳排放数据库CHRED及CHRED2.0,通过加入产业结构、城市化和气候差异等因素,对传统STIRPAT模型进行扩展,考察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人口规模、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和采暖需求的增长都会显著提高一个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部分城市二氧化碳排放会随着富裕程度的上升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但城镇化率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从全国样本来看,2005年和2012年人口因素变化对碳排放影响变化较小,维持在0.7左右;气候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从2005年的0.288 1下降为2012年的0.000 2;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变化的影响从2005年的0.744 2上升到2012年0.979 5;同时碳排放量与人均GDP在2005年存在倒U型关系,但到2012年这种关系不再显著。除了针对全国尺度的分析外,本研究还依据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分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位数回归,进而识别出不同规模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差异。今后在制定城市节能减排政策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决策者需要在把握关键影响因子的前提下依据城市自身特点做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2018年10期 v.28;No.218 45-5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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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镇景观格局对区域碳排放影响及其差别化管控研究

    郭杰;丁冠乔;刘晓曼;蔡博峰;刘红光;袁子坤;朱天琦;干晓宇;马贤磊;蓝菁;

    建设低碳城市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在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开展城镇景观格局对区域CO_2排放影响及其差别化管制研究对建设低碳城市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缺乏完整的、可信度高的CO_2排放基础数据,地级市尺度上的CO_2排放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非常匮乏。论文基于CHRED数据库的2005年和2012年全国281个地级市CO_2排放数据,结合相应年度的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分析全国及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城镇景观格局及其CO_2排放的区域特征,从结构(城镇用地比例)和布局(斑块密度、最大斑块指数、平均最近距离)两方面,实证检验城镇景观格局对区域CO_2排放的影响,最后提出基于碳减排的区域差别化管制政策。研究表明:(1)城镇用地占比、斑块密度、集聚性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除了西部地区的集聚性呈缩小趋势外,其他指标均呈现出扩大趋势。(2)西部地区城镇用地占比与地均CO_2排放呈正相关性;中部地区城镇用地平均最近距离与地均CO_2排放呈负相关性;东部、中部地区最大斑块指数与地均CO_2排放呈正相关性。不同区域的城镇景观格局对CO_2排放的影响机制不同,因而应当对城市发展实施差别化管控:东部地区应采取"多核心"的城市发展策略以降低区域CO_2排放水平;中部地区在采用"多核心"的发展策略的同时要兼顾集聚性,发挥其集聚效应;西部地区要显化其全国的生态屏障功能,更加严格地控制建设用地面积,避免城市无序扩张。

    2018年10期 v.28;No.218 55-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5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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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省农地利用方式变化的碳效应特征与空间差异

    李波;刘雪琪;梅倩;王昆;

    农地利用方式变化是引起碳排放的一个重要因素,优化农地利用结构成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LMDI分解法和聚类分析,分析湖北省农地利用方式变化的碳效应特征与空间差异,进一步基于Kernel密度估计法研究其时空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1993—2015年湖北省农地利用碳排放年均递增2.77%,总体呈现四阶段变化特征。其中,农业经济发展因素累积引发276.33%的碳增量,结构、效率、农业劳动力因素则分别累计实现8.05%、79.14%、89.14%的碳减排。(2)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进行聚类分析表明,武汉等7个区域属于"低-低"型,荆州、黄冈属于"高-低"型,宜昌、襄阳属于"高-高"型,随州、仙桃属于"低-高"型。(3)2005—2015年林地和草地碳汇量均呈现一定幅度的递减态势,因生态退耕产生的碳汇波动比较大,因建设占用产生的碳排放虽有波动但大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4)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湖北省农地利用净碳排放演进特征发现,总体上湖北省各地市州的农地利用净碳排放的差距呈现缩减态势。分区域来看,鄂东地区各地市州农地利用净碳排放差距有微弱的扩大后又出现明显的缩小,但净碳排放整体上无明显变化;鄂中地区各地市州差距扩大,净碳排放整体有减少态势;鄂西地区各地市州差距有所扩大但不明显,净碳排放整体有增长态势。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农地碳库建设,建设以绿色为导向的农地补偿制度等推进湖北省农地利用低碳化和可持续化的对策建议。

    2018年10期 v.28;No.218 62-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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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城市雾霾治理评价与政策路径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陈诗一;王建民;

    雾霾污染是目前我国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但当前中国的雾霾治理还缺乏科学的评价工具,单一的政府治理模式也亟待创新。针对我国城市雾霾污染治理问题,本文首先界定了城市雾霾治理指数的内涵,并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城市雾霾治理测度指数。在此基础上,选择上海、南京、无锡、杭州等12个环保部重点监测的长三角城市为样本,对其2007—2016年期间的雾霾治理指数进行测度和实证分析。测度结果显示:(1)样本城市中,上海在2016年略大于0.7,达到了优等级,南通、绍兴大部分年份低于0.5,处于差的水平,其它样本城市大部分年份在0.5~0.6之间,处于中等水平,整体治理水平不高;(2)上海DPSIR各维度雾霾治理指数显示,雾霾治理的驱动力(D)曲折上升、压力(P)逐渐减轻、状态(S)稳定趋好、影响(I)力弱化、响应(R)能力亟待改进;(3)从利益相关主体对上海雾霾治理的贡献来看,企业主体和政府主体的贡献稳定上升,贡献大,公众主体在雾霾治理中贡献较小,其他主体的贡献不稳定。以城市雾霾治理指数作为治理工具,从创建雾霾治理指数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测度指标影响路径关系图、明确利益相关主体的治理责任、完善雾霾治理指数运用机制四个方面提出治理政策措施,以创新我国城市雾霾治理模式与路径。

    2018年10期 v.28;No.218 71-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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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机动车限行政策对雾霾污染治理的成效分析

    易兰;周忆南;李朝鹏;杨历;

    自2013年以来,中国频繁出现大规模和持续性的雾霾天气,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雾霾污染,其中包括广为效仿的机动车限行政策,但其实施效果在不同城市却显示出较大差异性。本文对实施限行政策的11个典型城市的PM2.5浓度进行结构突变点的筛选,并通过控制风速、雨水、湿度、温度等气象因素,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分析PM2.5浓度与机动车限行政策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气象因素对于各城市的雾霾污染有着不同的影响。其中,风级、降雨、温度在大部分城市是负向且显著的影响,湿度在部分城市是正向且显著的影响。本文根据限行效果的不同将11个城市分为三类:限行有效、限行无效和限行效果不显著城市。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典型城市限行的效果为何不同,选取了北京、天津、西安三个城市从经济、产业、能源以及交通等四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城市由于城市形态及雾霾成因各不相同,雾霾污染的治理措施也需要"因地制宜"。基于此,本文对不同形态的城市雾霾污染治理提出以下建议:(1)当城市发展处于高经济-低污染形态时,机动车限行政策是雾霾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但治理的根本在于控制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优化城市发展职能,降低城市人口密度;(2)当城市发展形态处于高经济-高污染形态时,机动车限行政策不是城市治理雾霾污染的最有效手段,政府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能源消耗结构,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力度;(3)当城市发展处于中、低经济-高污染阶段时,机动车限行政策无效,城市发展应注重优化投资结构,转变产业发展模式。

    2018年10期 v.28;No.218 81-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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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刘华军;雷名雨;

    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是破解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是倒逼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途径。由于雾霾污染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性和空间关联性,依靠单边治霾和局部治霾难以从整体上、根本上解决区域性雾霾污染问题。积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加快形成"以地区联动为要义、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公众与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格局成为彻底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根本路径与必然选择。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和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结合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探究了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和逐底竞争困境的形成根源与破解思路。研究发现,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形成根源层面,地方政府的自利性、空气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与治霾集团的规模是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利益的推动作用和雾霾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是逐底竞争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逐底竞争困境是集体行动困境的进一步恶化。在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困境的破解思路层面,本文提出需要解决区域边界设定、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和协同防控政策三个突出问题。具体而言,一是建立贯穿南北、联通东西的八大治霾联动区,打造八区联动的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网络;二是构建全民共治格局,不断创新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体系;三是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协同防控政策,将责任和考核"向上落实一级",将环境执法权和监管权"横向隔离一级"。

    2018年10期 v.28;No.218 88-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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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王勇;李海英;俞海;

    基于四部委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13—2016年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评价,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点。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绿色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绿色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和生态禀赋较好的西南省份。(2)在变动趋势上,中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绿色发展提升趋势要相对快于西部省份。从省际绿色发展水平变动来看,存在多数省份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和个别省份绿色发展水平下降并存的趋势特征。(3)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中国绿色发展存在较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但2013—2016年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和绿色发展水平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均相对集中,且2013年到2016年发生跃迁的省份仅有7个,反映出绿色发展空间分布格局的相对稳定。(4)从空间自相关的驱动因素来看,资源利用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不明显,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增强,而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减弱,即环境领域的竞相向上趋势是驱动绿色发展从集聚走向平衡的主要因素。(5)从收敛性趋势来看,省际绿色发展存在落后地区追赶领先地区的趋势,其中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追赶趋势最为明显。此外,在空间分布层面,绿色发展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主要是源于增长质量的空间集聚以及生态保护的地域性差别。

    2018年10期 v.28;No.218 96-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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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量考到质考:政府环保考核转型分析

    张凌云;齐晔;毛显强;龚梦洁;

    "十三五"以来,在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实施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环保绩效的考核正在实现从总量考核向质量考核的转型。针对这一重要转型,本文从委托代理激励设计的视角解释了转型发生的制度基础。从激励机制角度看,实施质量考核的难点主要在两方面,即要实现"信息有效"和"激励有效"。实现"信息有效"要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模糊的问题;实现"激励有效"则要建立适度激励,并克服代理人"选择性关注"的问题。针对质量考核难点,本文分析了对实现从总量考核向质量考核转型做出贡献的制度变化,主要包括:(1)环境质量监测部门实现省级垂直管理,保障了质量监测工作不受地方行政干扰,有助于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2)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强化了"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须严格落实群众举报的问题;二是举报问题的整治结果须全面接受群众监督。"公众参与"的强化有助于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模糊性。(3)"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新型责任机制纠正了地方环保工作中"权责不一"的问题。地方党委的职责强化,有助于提升地方政府在环保工作上的履职能力。(4)更为严厉的问责机制提高了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中"选择性关注"的成本,能有效规避"选择性关注"现象的发生。虽然这些制度调整为质量考核的实施提供了直接基础,但从更深层次来看,上述制度变化发生在一个底层制度变革的大背景下。由于公众参与得到了实质性的强化,环境治理从以政府内部行政考核为基础的管理模式,逐步迈向了以全社会网格化信息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新阶段。

    2018年10期 v.28;No.218 105-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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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贸易隐含污染转移研究

    黄永明;陈小飞;

    本文基于WIOD、UNCTAD数据库,以8种污染物作为污染排放指标,构建了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并测算了中国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量及双边贸易污染转移量,继而引入贸易污染条件分析双边贸易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在观察期(2000—2011年)内均为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国,且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先升后降,而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却逐年递增。2011年中国基于生产端核算污染排放总量达685.69亿t,基于消费端核算污染排放量为635.50亿t,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总量达50.19亿t;双边贸易污染转移中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2011年美国、欧盟、日本通过贸易向中国分别净转移污染物总量分别达到26 464.48万t、40 837.45万t、8 001.19万t,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并不存在单向污染转移关系。中美、中欧、中日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95~61.89之间,即双边贸易在恶化中国环境的同时对促进美国、欧盟、日本环境的改善作用明显,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40~6.41之间,因而双边贸易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环境影响并不确定。中国与任何伙伴国之间采掘业、电力煤气供应业等行业的贸易均严重增加了国内污染物排放。意味着:一方面,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等政策已改善了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未对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排放产生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不仅需要提高资源密集行业生产技术绿色化程度,更要严格控制这类行业的进出口贸易。

    2018年10期 v.28;No.218 112-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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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技术距离的环境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张海玲;张宗斌;闫付美;

    环境治理是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关于环境治理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重要命题。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在企业同质化的假设前提下展开,忽视了异质性企业对于环境治理的差异化反应,尤其是当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存在差异时,会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为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剖析了技术距离下环境治理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其次构建了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指标,选取2007—2015年CSMAR数据库收录的9 038个企业样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在技术距离的作用下,环境治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越近,环境治理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反之,越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分组回归进一步探讨了环境治理异质性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对于临近前沿型企业,环境治理分别通过自主创新机制和模仿追赶机制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中间型企业,环境治理主要通过模仿追赶机制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而对于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环境治理未能通过任何一种机制"倒逼"企业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决策部门"因企制宜"地修正环境政策和产业政策,如完善针对低技术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速中间型企业向技术前沿收敛、加大对前沿型企业的创新支持,避免陷入"模仿"陷阱等。

    2018年10期 v.28;No.218 121-1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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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水资源的工业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测度与分析

    李静;池金;吴华清;

    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模式必然要求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这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而其中,能兼顾资源环境约束的绿色技术进步对于提升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兼顾水资源投入和水污染排放后,中国工业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测度和分解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利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1999—2015年间工业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采用参数与非参数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判断绿色技术偏向对要素投入、产出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的动态演进和区域分布特征。结果显示:(1)区域工业TFP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且其增长主要由绿色技术进步因素推动。(2)大部分省市多数年份仍倾向于过度使用水资源进行生产,高耗水特征明显;前期的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加重了水污染物排放,直到"十一五"后期才逐步有利于减排。(3)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更偏向于促进工业增长而抑制排放,中西部则倾向于排放更多污染物。(4)工业研发投入、治理水污染投资、工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用水价格及水资源储量等因素会对偏向型技术进步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本文在兼顾水资源和水环境约束条件下,从原理上把技术进步分解为绿色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绿色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两方面,甄别不同的技术偏向对投入要素和产出的影响,并实证应用于分地区工业水资源使用问题,为绿色偏向技术进步的量化测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亦为中国工业可持续性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2018年10期 v.28;No.218 131-1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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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技术异质视角下中国工业行业废水排放效率测度及减排潜力分析

    方琳;吴凤平;张庆海;

    工业废水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工业经济转型的重要瓶颈,因此合理测度工业行业废水排放效率和减排潜力,可以为制订合适的工业行业废水排放减排措施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考虑到不同工业行业间生产技术的差异性,本文在共同前沿理论框架下,基于规模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2004—2015年37类工业行业的废水排放效率和减排潜力进行测度,并从静态和动态视角下揭示其差异性及变动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废水低、中等和高排放组的排放效率多年均值分别为0.512、0.250和0.168,减排潜力分别高达48.8%、75%和83.2%,减排潜力巨大。三组的技术落差率历年均值分别为0.992、0.377和0.221,说明只有废水低排放组内各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基本达到该区域的潜在最优技术水平,而其余两组则均未实现组内最优。行业间废水排放效率和减排潜力差异性较大,效率高减排潜力小的行业主要集中在废水排放量低且技术落差率高的行业,而效率低减排潜力大的行业则主要集中在废水排放量高且技术落差率低的行业。考察期内全国工业行业废水排放效率在逐年提高,废水减排潜力在逐渐降低,但是行业间差距在变大,并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现象。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包括:全面提高工业科技投入,增强管理能力,提升工业废水排放效率,减少废水排放;分行业制定工业废水排放标准,提出分类技术改进措施;积极推进行业间在废水处理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工业内所有行业废水排放效率的普遍提升和改善。

    2018年10期 v.28;No.218 143-1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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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降低水污染强度了吗?

    景守武;张捷;

    横向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跨界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本文在对横向生态补偿如何促进水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将安徽省和浙江省实施的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视为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5年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结合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科技投入以及"五水共治"等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试点对水污染强度的影响。在横向生态补偿中,水质达标时上游地区获得补偿,水质不达标时下游地区获得赔偿,通过水质标准明晰了上下游地区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并且通过环境绩效考核指标来实现制度的激励与约束相容,进而实现横向生态补偿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目标。研究发现,在分离了其他影响水污染强度的控制变量后,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显著地降低了上游黄山市和下游杭州市的水污染强度,并且政策效果具有可持续性。通过改变政策实施前后的窗期、变换样本对照组、将工业水污染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重新回归,检验结果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中国推进流域治理以及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横向生态补偿有望成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最后,从逐步推广横向流域生态补偿至中小流域,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产业补偿等方式相结合以及在实施横向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等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18年10期 v.28;No.218 152-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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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的农户评价、原因分析与改进建议

    胡振通;王亚华;

    通过在河北省衡水市的实地调研,从农户评价、原因分析、改进建议三个方面对5大类22项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进行了研究。农户评价结果表明:农户比较清楚水利工程建设、种植结构调整、农艺节水技术这三类措施,比较不清楚农业水权水价改革、服务体系建设这两类措施;农户对水利工程建设、种植结构调整这两类措施的评价为较好,对农艺节水技术、服务体系建设这两类措施的评价为一般,对农业水权水价改革这类措施的评价为较差。原因分析结果表明:与农业生产的相关性越直接紧密,农户越清楚该治理措施,节水机制越直接明确、农户参与动机越强,农户对该治理措施的评价越好。因此,在制定地下水超采治理措施时,应当设计直接且明确的节水机制,充分考虑农民的参与动机和保障农民的利益,以及加大对与农业生产相关性弱的治理措施的宣传。改进地下水超采治理,需要遵循综合施策的思想,采取分类改进的策略,改进建议如下:(1)需要加强水利设施的维修和管护,避免出现重建设、轻管护的情形,需要综合考虑引水指标、蓄水能力、季节性、恢复渠灌面积等因素来评估水利工程建设未来的压采潜力。(2)应当基于水资源承载力评估耕地休耕的潜力和规模,在现阶段粮食相对充裕的背景下,建议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进一步扩大休耕规模,完善补偿机制和加大财政投入力度。(3)需要反思和调整现有的农业水权水价政策,在中国特定国情条件下,不提倡农业用水确权过细,不提倡农户之间的水权交易。农业水价发挥作用面临较多障碍,应当先期解决农业用水计量困难、农业水费征缴困难两大基础性难题。(4)应当改变农户对减少灌溉的减产预期,引导农户科学、适量灌溉,同时增加农户迫切需求的技术服务的供给。

    2018年10期 v.28;No.218 160-1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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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钢铁长期需求模拟及产能过剩态势评估

    张超;王韬;陈伟强;刘刚;杜欢政;

    本文采用社会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中国钢铁物质代谢核算模型。采用"以流量估算存量"的方法,建立了中国钢铁产品流量和在用存量的历史时间序列数据;并采用"以存量估算流量"的情景分析方法,递推计算了钢铁产品国内需求的长期趋势。结果显示,2014年中国人均钢铁在用存量达到4.57 t,已经接近发达国家饱和水平的一半。全部在用存量平均寿命期35年、人均存量饱和水平12 t的中情景不仅可以较好地再现历史趋势,也符合当前绿色发展和资源集约利用的政策趋势,未来出现的可能性较大。该情景下,钢铁最终产品国内消费量在2020年达到6.7亿t的峰值,2040年下降至4.2亿t。假定进出口比重和加工损耗率维持2012—2014年平均水平不变,则对应的粗钢产量峰值约为9.0亿t,表观消费量峰值约为8.3亿t。按照目前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要求,到2020年粗钢产能将缩减至10~10.5亿t,届时产能利用率有望回升至80%以上。但长期来看,随着本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人均钢铁存量趋向饱和,国内需求下滑的趋势无法改变,钢铁产能过剩将是一个长期问题。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必须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入手。本文提出将粗钢产能压减的中远期政策调控目标设定为2030年9亿t、2040年7.5亿t左右,这样既能满足国内需求,又可保持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同时向国际市场提供1~1.5亿t净出口,从而在缓解国内供给过剩和减少出口贸易摩擦之间寻求平衡。

    2018年10期 v.28;No.218 169-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4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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