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

  • 全球气候治理若干关键问题及对策

    王海林;黄晓丹;赵小凡;何建坤

    当前,在落实《巴黎协定》的谈判和合作进程中,面临一些新的关键问题和严峻挑战。其中包括: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巴黎协定》适应、减缓、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各要素全面均衡和有效的实施;如何依据气候公约的规定并 体现历史责任,坚持和维护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如何看待全球1.5℃温升控制目标以及该目标下不同类型国家公平 的减排路径;如何看待欧盟等发达国家拟对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采取碳边境调节措施等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分 歧。发达国家忽视和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的意图和行动已 十分明显,不同类型国家和利益集团间也呈现复杂的博弈局面。对此,我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巴黎协定》所确立的长期目标和 各项原则,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战略定位,巩固广大发展中国家战略依托,维护发展中国家合理权益。我国对《巴黎协定》达成和生 效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当前,要进一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推进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气候治理制度建设,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同时,国内要加快 推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转型,加快经济、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制定并实施长期低碳排放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同时,实现与全球控制温升不高于2℃并努力低于1.5℃目标相契合的深度脱碳发展路径。

    2020年11期 26-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8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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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气候工程国际法的框架

    杜浩渺; 苗波

    气候工程(也称“地球工程”)有潜力通过大规模、集中高效的方式减轻温升过高对气候系统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平流层太阳辐射管理在所有气候工程技术中最具备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但其对环境和气候系统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对气候公平造成的威胁也引起最多争议。就实然法而言,国际法可以从三个方面回应上述争议:第一,预防或控制该技术可能造成的重大环境损害;第二,在对该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气候影响没有确定科学依据的情况下谨慎发展该技术,并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或不可逆风险;第三,应对该技术因负面环境影响不均衡而产生的国家间和代际气候公平问题。就应然法而言,未来短期治理应以规范科学研究及科学家行为为主,以灵活的规制形式促进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有益的气候工程相关科学研究;中长期的治理结构应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为主要平台,辅以其他具有适用性的公约,着重发展该技术的环境影响评价和风险预防机制,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气候脆弱国家全面参与气候地球工程的商议程序和决策过程。中国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当积极参与太阳辐射管理技术的科学研究和多边主义治理,明确该技术在中国未来气候政策中的非主导地位,并强调制定该技术的国际治理规则时应充分考量气候公平问题。中国还应当就本国太阳辐射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气候公约》附属机构SBSTA积极进行信息交流。

    2020年11期 34-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0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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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基准值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

    张洋;江亿;胡姗;燕达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碳减排形势严峻,减少碳排放需要生产者、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也需要世界各国的携手合作。科学合理的碳排放责任评价方法辅以针对性的减碳政策可以建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有效促进各方采取减碳行动,同时也有利于各利益相关方接受并承担自身相应的减排义务促进国家之间的减排合作,是推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基础。基于上述出发点,并借鉴已有的环境责任核算研究,碳排放责任应同时符合标准化原则、一致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以实现尽可能有效促进多方碳减排行动的目标。目前现有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主要有生产者责任法、消费者责任法和各类责任分摊法,但这些方法均尚存争议,不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原则,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针对以上问题,作者在对已有的碳排放责任分摊方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碳排放责任分摊的新方法“基于基准值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新方法基于产品碳排放基准值划分排放责任,在能耗与材耗的问题上统一了核算边界,并且在使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共同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实现了其排放责任与可采取的减排行动相对应,形成了核算生产和消费各环节碳排放责任的框架体系。在这一框架下,生产者追求生产时的节材与高效,而终端消费者则追求减少非生产能耗和高碳产品的消费。同时,通过管控消费领域的碳排放责任即可实现对全社会直接碳排放的控制,避免了碳排放配额对生产侧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新方法为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有助于促进中国生产和消费两侧的碳减排行动,也为国际社会的碳排放责任核算提 供了新视角。

    2020年11期 43-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1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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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碳排放权分配的中国省域碳减排奖惩方案

    田云;陈池波

    在厘清各省级行政区责任分担的基础上,构思碳减排路径更能体现区域公平性,由此可以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施以差异 化的激励机制抑或约束手段。有鉴于此,文章在进行相关理论阐述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区域分配模型实现了碳排放权的省区分配,以各地区碳排放权初始余额为依据设计了碳减排奖惩方案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2017—2030年期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碳排放权分配差异较大。其中云南配额最高,达到了 228.969亿t,占该阶段全国总碳排放权的10.12%;吉林、四川、黑 龙江、北京、浙江、湖北、河南、江苏和内蒙古依次排在2~10位;宁夏配额最少,占比仅为0.35%;山西、新疆、贵州和福建依次排在倒 数2~5位。②有13个省份可以享受碳排放权盈余所应给予的奖励,累计奖励金额高达1 788.34亿元。其中,云南居于榜首而河南 排在最后一位。总体来看,区域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滇、吉、川、黑、京等5地的奖励之和占到了总奖励金额的81.25%。与此 对应,其他17个地区则因为碳排放权处于欠缺状态而需受到一定处罚,累计罚金高达1 829.13亿元。其中,山东面临的压力最大而 江西最小。区域内部同样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分化程度略好于碳排放权奖励。研究结果能够为更好地践行绿色发展战略、优化碳减排路径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2020年11期 54-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0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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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净碳减排效应

    董梅;李存芳

    低碳试点是实现中国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旨在探索和推广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低碳建设的做法及经验。客观评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效果,有助于更好积累和推广省级层面的低碳建设经验,进而全面推进绿色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作者基于2000-2017年中国26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从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两个方面,对辽宁、广东、陕西、湖北、云南和海南等 6个“低碳省区”试点政策的净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和评价,并通过安慰剂检验和双重差分(DID)估计对政策效应的稳健性进行验证和补充分析。研究发现:低碳省区试点政策下,辽宁和湖北的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均显著下降,即政策效应双有效;广东和云南的人均碳排放显著下降,而这两个省区的碳强度变动并非源于低碳试点政策;低碳省区试点对陕西和海南的碳减排均无效,相反,这两个省区的碳强度以及陕西的人均碳排放显著上升。分析认为,导致各省区净碳减排效应异质性的因素有以下四点:①工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越低,越有利于人均碳排放控制;省区经济水平越高,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碳强度控制。②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政策叠加有效促进碳减排。③政策实施前,省区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指标越低,其减排空间越小,减排难度越大。④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惯性作用会长效推进碳减排。有鉴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在省级层面合理布局低碳产业,特别是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推动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较高的省区率先减排;加大对经济欠发达省区的节能减排资金与技术支持;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完善,形成长效的低碳发展机制,实现生态绿色和经济增长和谐共赢。

    2020年11期 63-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29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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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双向FDI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

    王慧;孙慧;肖涵月;辛龙

    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凸显、环保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通过双向FDI助推工业行业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双重目 标的实现亟待关注。基于2004-2017年33个工业行业数据,采用非导向型EBM-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工业行业低碳全要素 生产率进行测度,以慧科数据库我国内地10种重要报纸为基础,统计相关关键词和文章频次对环境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并在理 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深度、广度两个维度分别检验了双向FDI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主效应,以及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在二者间的调 节效应,并分异质性行业类型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情景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①IFDI、OFDI的深度和广度均抑制行业低碳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IFDI行为支持“污染天堂”假说,双向FDI发挥显著互补效应,有效抑制行业碳排放。②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双向 投资决策的规模与方向,对IFDI与OFDI的影响呈非线性且相反态势。③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对IFDI广度、OFDI深度与低碳全要素生 产率间关系均发挥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对IFDI深度、OFDI广度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则呈负向调节效应,且OFDI广度的逆向绿色技 术溢出效应促进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④双向FDI与低碳全要素生产率间关系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与相对清洁型行业、高低环境政 策不确定性下存在异质性结果,污染密集型行业OFDI深度促进低碳全要素生产率,说明发生碳转移现象;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下IFDI广度与OFDI行为的效果显著降低。研究的政策启示包括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环保门槛、强化对外投资企业逆向技术溢出、推动 双向投资企业作用由“污染天堂”向“污染光环”转变等。

    2020年11期 75-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39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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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社会 - 技术系统理论的中国电力系统演化路径分析

    聂龑;张国兴

    基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评价我国电力系统的低碳演化进程,有助于动态分析我国电力系统的发展规律,揭示其演化机理,还可以提供系统演化过程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为决策者制定电力发展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文章从宏观环境层、中观体制层和微观利基层的视角出发,融合演化熵权法和政策变权函数构建出一套综合评价指标,结合不同发展阶段的电力政策动态评价电力系统演化路径,揭示系统内生机制、外部要素及其交互作用对系统发展产生的影响效力。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对系统的演化作用是缓慢而稳定的,但外部环境对电力系统重大事件的鲁棒性较差,电力政策形成机制亟待构建;中观体制层具有路径锁定效应,其发展较为稳定同时对政策约束较为敏感,应注重化石能源和非化石之间的博弈关系,加强区域能源协同发展;创新利基就显得尤为活跃,它占据了多个重要指标并对系统演化产生强烈地正向影响;相反,外部环境中国际影响力和公众参与这两项指标对系统演化存在抑制效用。整体而言,评价指标框架能够较好地反映出我国电力系统演化过程中的演化特征。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文章认为在我国电力系统的低碳演化过程中,当创新技术成熟时,应适当减少政府政策干预,遵循政府主导国家的市场规则;未来要加快利基层示范工程建设,加快创新技术的认证和利基项目的监管;从低碳发展的角度出发,进一步降低国际影响、公众行为和输电端对整体电力系统演化的负向影响,提升系统的低碳演化速率,推进整体电力系统的低碳演化。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电力系统低碳演化有较好的理论与实践借鉴意义。

    2020年11期 87-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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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激励的政策选择:“扶持性”抑或“门槛性”政策?

    熊勇清;王溪

    作者将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区分为“扶持性”和“门槛性”两类,以114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两类政策对于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的激励效果及其差异性。研究发现:①“扶持性”政策存在较强的技术创新激励偏向,对渐进式创新的激励更灵敏;“门槛性”政策对于突破式、渐进式创新激励的灵敏性和显著性差异较小且“门槛性”政策激励效果的显著性高于“扶持性”政策。②市场势力对“扶持性”政策的激励效果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对于突破式创新激励的显著性和灵敏性均表现为提升性影响,对于渐进式创新激励的显著性表现为提升性影响,但对灵敏性表现为一定的降低性影响。市场势力对于“门槛性”政策激励效果的调节作用不明显。③政策惠及度对“扶持性”政策的激励效果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对突破式创新激励的显著性和灵敏性均表现为提升性影响,对渐进式创新激励显著性的影响不明显,灵敏性表现为一定的降低性影响。政策惠及度对“门槛性”政策激励效果的显著性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对于突破式及渐进式创新激励的显著性均表现为提升性影响,但没有明显影响该 政策对两类技术创新激励的灵敏性。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应注重“扶持性”与“门槛性”政策的互补协同,并进一步强化“门槛性”政策的作用;应重视政策工具与市场力量的共生互补,依据市场势力确定“扶持性”政策的激励对象,对所有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无差异的“门槛性”政策激励;还应注重提升“扶持性”“门槛性”政策的公平性与均衡性。

    2020年11期 98-10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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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积分"政策下新能源内外车企“畸形嫁接”防范机制

    郭本海;王涵;李文鹣

    双积分政策以新能源汽车积分为重要抓手,利用积分配额和积分交易从供给侧倒逼国内车企扩大新能源汽车生产。该政策在 有效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同时,催生了一些不良现象,其中之一便是国内外车企“畸形嫁接”,即国内弱势车企为了套换 积分过政策关的短期目标而放弃长远利益,甘于接受国际汽车巨头的合资、收购要约,在发展核心技术及实现产业控制上无所作为, 易使产业发展的话语权旁落。针对双积分政策冲击下新能源内外车企“畸形嫁接”现象,在构建政府、国外汽车巨头和本土弱势车企 的多方博弈模型基础上,引入贝叶斯后验概率,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内外车企合作过程中各方主体间的损益关系及其策略选择趋向 稳定点的条件,利用MATLAB模拟仿真重要参数变化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对国内外车企策略选择的后验概率与预 判的先验概率成正相关;本土弱势车企额外的努力成本、政府强干预的额外支出、股权分配比例、政府审批监督的概率等,均能显著影 响系统均衡稳定的结果,其中中外合资股比在50%-60%最佳。为了防范“畸形嫁接二抢占新一轮汽车产业的制高点,可考虑从政 企合力推进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科学合理放开股比结构以及强化关键技术创新能力、重塑自身品牌价值等方面着手,以减 少对国外汽车巨头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外知名车企品牌价值迁移与领先技术溢出,寻找恰当的合作模式,提升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 内涵。

    2020年11期 109-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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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补贴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产业中的作用:三方博弈视角

    岳为众;刘颖琦;童宇;宋泽源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2020年我国提出了“新基建”的发展方向,充电桩产业作为“新基建”的七大产业之一,不仅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更为无线充电、储能、微电网和新能源消纳等新兴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因此对于充电桩产业而言,政府的支持作用非常重要,为了有效地探讨政府在充电桩产业的补贴政策效用,促进充电桩产业健康发展,文章基于博弈模型探讨了政府对充电桩运营商与换电站运营商不同的博弈策略演化过程。首先结合我国政府对充电桩产业的补贴方式,将充电桩与换电站的补贴进行归类,将充电桩运营商获得的补贴归为运营补贴,将换电站获得的补贴归为投资额补贴。然后构建了包括政府、运营商和用户三方之间的博弈模型,针对换电站运营商和充电桩运营商两种方式运用逆向归纳法求得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通过纳什均衡解可以看到,运营商的最优投资额与最优建设数量均与政府补贴力度呈正相关;当运营商的盈利能力与获得补贴额度增加时,用户对电动汽车的使用意愿增强;政策效果与政府管理效益紧密相关。结论显示:用户与运营商的决策均与运营商的管理效率系数呈负相关,政府 补贴政策的效果受其管理效用影响,因此,在政府未来的补贴政策执行阶段,政府需要创新和提升管理效用;政府可以将补贴政策作为充电桩产业发展的撬动点,构建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产业生态体系,也是未来政府推进充电桩产业发展的下一个发力点。

    2020年11期 119-1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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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中国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政府治理与完善路径

    李海莲;姜雪

    为促进循环经济良性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应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中国逐步加强了对固体废物 跨境流入的监管与治理。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固体废物跨境流入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与主要输出国的数据比对显示,“隐蔽性”流入 问题仍相对突出。基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路径,中国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政府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治理主体,以治理对象的分 类管理为基础,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法赋权、协同合作,并通过加强入境前监管、完善入境环节监管制度和促进利益相关方合规自律 来不断优化治理流程。运用引力模型和2012-2017年12个主要输出国或地区41种固体废物的六位HS商品编码数据构建的非平 衡短面板模型,通过静态面板双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监管对限制固体废物跨境流入具 有显著影响;同时,GDP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也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可利用固体废物的确具有一定需求,但《进口废物管理目 录》调整和国际合作相关指标的影响却并不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政府治理效能,建议:一是完善固体废物管理模式,科学优化固体废物属性鉴别标准与程序。相关职能部门协作完善固体废物鉴定标准、鉴别方法等技术规范。二是 持续完善海关对固体废物跨境流入的治理体系,在不断优化现有治理流程基础上,加强对相关利益方的事前事后监管与信用管理。 三是加强多途径国际合作与信息交换,更好实现事前及时风险防范和事后有效监管。

    2020年11期 127-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7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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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漂绿的“同构”行为

    黄溶冰 谢晓君 周卉芬

    在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中,“漂绿”是与“真绿”相对立的一类伪社会责任行为。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和政府环境监管的加 强,漂绿行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适应性学习,漂绿现象频发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一道“不和谐”音符。制度理论认为,制度因素让组织为服从体制力量而在结构和表现上更相似。本文对企业漂绿中的群体行为规律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基于制度理论分析了企 业漂绿的同构机制,并利用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企业漂绿行为明显受 到地区内近邻企业做法的影响,证实了“乐队花车”效应的存在。基于产权性质的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地区同构行为更加显著,表明国有企业更倾向通过漂绿的制度同形而获得正当性。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漂绿同构并未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但相 似性增强了企业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风险承担能力,这为制度理论中关于“组织同构通常是为了获得正当性而不是高效率”的假说提 供了经验证据支持。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漂绿行为的地源性特征,其政策启示在于:漂绿问题的治理需要中央政府在制度安排上以法 律形式对企业环境报告予以强制规范、统一披露形式与内容,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可信性与可比性。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企业的监督以及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增大环境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打破企业利用漂绿同构获得社会认可的合法性基础; 同时也要发挥大型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真绿”的示范带头作用。

    2020年11期 139-1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9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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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环境保护投资的影响

    杜建军;刘洪儒;吴浩源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并扭转地方环境治理失灵的困境,2015年中央政府审议通过并印发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工作制度。目前,鲜有研究探讨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8—2018年上市公 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工具变量(IV)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等多种方法验证了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环保 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环保督察制度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预期效应和滞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环保督察制度促使 重污染企业增加了环保投资水平。②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存在预期效应,也存在滞后效应。环保督察制度实施的前一年预期效应显著,实施的后一年滞后效应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力度减弱。 ③环保督察制度对国有控股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程度大于民营控股企业,对大城市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程度大于其他城市企业。这意味着,要扭转地方环境治理失灵的困境,需要继续将环保督察制度作为中国环境治理的利器,强化与完善环保督察制度,提升其领 导层级和权威。构建常态化的环保督察制度,同时完善环保督察法律法规体系,树立环保督察制度的法律权威。另外,强化对中小城 市的环保督察,督促地方政府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环境监督。研究为进一步强化与实施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2020年11期 151-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2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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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多重动机对中国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交互影响

    芦慧;刘严;邹佳星;陈红;龙如银

    实现居民亲环境行为自觉是弥补当前亲环境行为“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的“知-行”缺口现象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在梳理国 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规范焦点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对三类亲环境行为动机所具备的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进行理论分析,包含工具性环保动机具备的命令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自利性环保动机具备的描述性环保规范情境特征、规范性环保动机具备的个人环 保规范情境特征。结合动机的内外视角,将亲环境行为划分为内、外源亲环境行为,构建出“规范-动机”融合视角下的中国居民亲 环境行为的研究框架,并在中国20个直辖市和地级市进行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层次回归分析探究动机与居民内、外源亲 环境行为的三重交互关系。研究发现:①工具性环保动机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居民的外源亲环境行为。②自利性环保动机可以直接正 向影响居民的内源亲环境行为。③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会受到工具性环保动机的负向调节。④工具性环保动 机与外源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并未受到自利性环保动机、规范性环保动机的调节效用影响。⑤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内源亲环境行为的关 系会受到规范性环保动机的正向调节。⑥当个体具有高水平规范性环保动机、自利性环保动机、工具性环保动机时,能产生最高水平 的内源亲环境行为。⑦当个体具有低水平规范性环保动机、高水平自利性环保动机和工具性环保动机时,能产生最高水平的外源亲 环境行为。本研究结论与自我一致性逻辑相符,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激励、教育、创办“模范社区”等措施提升居民亲环境行为水平。

    2020年11期 160-1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4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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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绿色建筑标准的法律构造: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

    刘亚娟

    发展绿色建筑是缓解环境资源压力的重要途径,但我国绿色建筑发展并未达到预期,原因主要在于绿色建筑发展的法律制度支持不够,特别是绿色建筑标准体系不够完善,表现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强制性欠缺导致实践执行不力,以及对应的引导激励不够导致推行效果不佳。要改变这一局面、推动绿色建筑快速发展,须抓住绿色建筑标准这一绿色建筑发展的关键支撑因素,从修改完善《建筑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入手,确立绿色建筑标准制度,建立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绿色建筑标准体系。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的法理基础是公民和企业的环境义务,但目前强制性标准的直接法律依据尚不完备,需要在立法上对绿色建筑标准的内容进行明确,奠定绿色建筑标准强制推行的根基。推荐性标准是绿色建筑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发挥引导和促进绿色建筑快速发展的作用,并与激励措施相配合获得实践效力,这需要政府积极履行职责、落实激励措施并明确强制化发展方向。最终应当在不同层级的法律和法规中规定绿色建筑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基本内容、组合形态、具体类型以及实施机制,从适用的建筑类型、标准的层级等方面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并以行政执法制度保障强制性标准的执行,以政策激励措施保证推荐性标准的贯彻,从而构建完善的绿色建筑标准制度并确保其落实到位。以绿色建筑标准为核心设计绿色建筑法律制度,强制推行措施和政策引导措施相互配合,可以为我国绿色建筑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2020年11期 170-17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59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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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长制何以形成:功能、深层结构与机制条件

    曹新富;周建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由此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显得更加重要。河长制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流域治理制度,但现有研究对河长制何以形成这一前置性问题却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基于此,作者构建了以功能、深层结构与机制条件为主的制度解释框架来对该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表明:①在功能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域治理体制逐渐难以适应水治理系统性的要求,产生了“九龙治水”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河长制作为一种联结性机制应运而生,它有助于应对流域跨域治理困境。②在深层结构方面,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特征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分级管理、部门分工”,出于降低横向间合作成本和整合各方力量的需要,长期以来形成了“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问题解决机制和政治文化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河长制“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制度设计理念。③在机制条件方面,河长制的出台是太湖蓝藻爆发这个焦点事件压力驱动的结果,党政科层结构以及干部目标管理责任制为其产生、运行分别提供了组织协调优势以及管理控制基础。总体而言,河长制既 是流域治理体制应对不足的结果,也是传统体制优势与绿色发展理念汇融的结果。由于河长制诞生于危机情境之下,较为依赖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因此,在其常规化以后,需要完善相关激励制度,以形成长效机制。

    2020年11期 179-1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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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与发展

  • 中国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

    何昭丽;王松茂

    现有关于“旅游产业效率”的研究,多是测度多个投入要素共同产出的综合效率,鲜有对旅游资源这一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进 行测度。借助修正的DEA模型、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时序演变、区域差异、空间溢出 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结论有:①2009—2018年我国省际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仅为0.421,且旅游资源 转换效率速度增长缓慢,表明我国旅游业发展仍处于规模扩张的粗放阶段。根据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发展特征,将其发展趋势可分为 旅游大发展阶段和旅游新常态阶段。②十年间,东、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均值分别为0.453、0.387和0.411,形成“东- 西-中”阶梯式递减特征,而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增长速度却呈现出“西-中-东”的逐步减小态势,在政策倾斜、产业升级、技术溢 出等多重驱动下,区域间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差异逐渐降低。③十年间,全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资源转换效率具有明显 的空间正自相关关系。在影响机理方面:交通条件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最大,其次是旅游产业集聚,再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对旅游资源转换效率的总体空间溢出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2020年11期 185-1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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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旅游业资源名片效应、区位因素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曾婧婧;保瑞;温永林

    旅游业正日益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优势和先导产业,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合理的旅游开发和不断扩张的旅游消费引致的环 境污染,其中空气污染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研究以2005-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雾霾(PM2.5)和二氧化硫(SO2)排放 数据,实证检验旅游发展对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作用机制及不同城市空间范围内旅游污染效应的差异。在考虑大气污染物空 间溢出和扩散效应的前提下,基于贝叶斯后验模型概率,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建立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 )进行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①旅游发展与PM2.5和SO,的直接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表明旅游业发展对城市空气污染具有旅游“环境库兹涅茨”效 应。②旅游名片对旅游业发展和城市空气污染的二元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在同等旅游产业要素规模以及游客数量的条件下,获批“国家旅游名片”的城市比没有名片的城市单位旅游收入的增加会带来更多的空气污染排放。③旅游业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存在区位差异,西部地区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旅游业发展产生的SO2污染更严重。文章研究结果在经过更换权重矩阵以及删除特 定城市样本后依然稳健。基于结论,文章认为治理旅游空气污染亟须推动形成绿色旅游生产方式和旅游生活方式,倡导绿色保护性 开发和旅游者经济出行;各地区要加快淘汰或转变落后的旅游开发经营模式,争取早日进入“拐点”;国家应谨慎认定旅游名片,适当提高准入门槛;旅游空气污染治理要因地制宜,西部地区及大城市地区应加强旅游污染治理投入,提升污染治理水平。

    2020年11期 194-2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2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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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可持续发展

  • 数据资源确权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应用框架

    李齐;郭成玉

    推进数据资源规范高效地采集、整理和分析应用,有效保护个人隐私、企业权益和公共安全,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推进数据资源的生产和利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数据资源确权,需要构建数据资源确权的理论基础,形成统一的实践应用框架。文章分析了相关理论纷争和实践困境,认为基于传统资源的现有法律规范及精神,在理论探讨和实践中不能有效适用于数据资源确权。明确基于数据资源特性及运用产权理论建构数据资源确权的理论基础,进而构建确权实践应用框架。在充分考虑数据资源特性的基础上,分析表明数据资源确权有两个基本维度:排他性维度和伴生性维度。排他性维度分析基于技术水平、社会效率和分配公平三个因素,平衡考虑数据生产者利益、社会整体效率和社会风险,明确了排他、有限排他和非排他的三种制度选择及其产生的效果。伴生性维度分析了数据资源的伴生主体分类,以及由伴生主体利益诉求和参与数据生产程度确定的伴生程度强弱,确定了数据资源类型和产权类型。依据排他性和伴生性维度分析数据资源实践应用框架,以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国家为伴生主体,各种数据资源产权可以分为人格权、私有产权、俱乐部产权、公共产权和有条件限定公共产权5种类型;并依据各主体的特性,分析了产权归属及产权交易和共享的可能性与方式,以平衡社会公平与效率,既保障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又促进数据资源的持续产出和流通。

    2020年11期 206-2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45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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