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网络的演化及其解释

    盛广耀;

    文章分析了199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网络的演化过程和特征,并通过实证研究对人口流动网络的变化进行了解释,尤其是社会关系网对人口流动网络演化的巨大影响。首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各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5个时点的省际人口流动网络,并通过网络关联性和中心性分析,揭示不同时期省际人口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发展演化过程。进一步地,运用基于“关系-关系”的QAP方法,考察影响人口流动网络变化的主要因素及其解释力的变化,实证检验移民网络理论。主要发现有:(1)省际人口流动网络由初期单向流动、结构稀疏的脆弱性网络,逐步演进为关系复杂、结构紧密的稳健性网络。网络密度和关联度大幅提高,网络等级度和网络效率则不断降低。(2)人口流动网络呈现出人口扩散性流出、集聚性流入的时变特征,网络整体和个体的中心性发生明显变化,但各地区在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未发生根本改变,人口流动网络的演化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3)社会关系网对于人口流动网络的演化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且影响力在不断增强,验证了人口流动网络的积累性效应。(4)其他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如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和空间距离,对不同时期人口流动网络的变化也有着一定影响,但在后期这些因素的解释力在降低。文章最后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省际人口流动网络的整体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性改变,应制定适应流动性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完善有利于相对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

    2018年11期 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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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以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为例

    钟水映;冯英杰;

    生态移民工程是近年来移民和生态环境研究方面的热点问题之一,它是在生态脆弱性地区面临“生态”和“贫困”双重短板下,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而形成的一种由政府主导的系统的保护生态和扶贫的专项工程,着重实现生态脆弱性区域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而实现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生态移民工程中的生态可持续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生境破碎化、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福利绩效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反馈机制,并以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为例对移民前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仿真模拟。对模型进行的结构适合性和行为一致性检验表明,模型真实有效地反映了生态移民工程中生态系统的实际系统结构和功能。最后,通过调整生境破碎度指数、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生态恢复因子和生态发展因子四个政策变量的取值,从而设定了六种模式以进行生态移民生态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模拟。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政策模式1~6反映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的增加,有助于降低生态移民区域生境破碎指数和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政策模式3~6反映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应侧重于移民迁入地的生态发展投资,适当降低移民迁出地的生态修复投资比例;政策模式5~6说明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运作效率,影响生态移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大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力度,调整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生态投资比重对于实现生态移民生态系统重建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态投资运作效率是促进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最佳政策模式。

    2018年11期 10-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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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宁静;殷浩栋;汪三贵;王琼;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2018年11期 20-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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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地制度安排与半城镇化问题研究:分野、论争及引申

    朱要龙;

    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城镇化学术主张,不断成为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伴随城市户籍改革的持续深化与相关障碍的逐步扫清,“半城镇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因此,重新审视半城镇化问题的发生机制,是一个值得关切的议题。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两个典型事实:城市建设的规模偏向、农村人口的永久性迁移与制度性迁移分化,均明确指向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基于文献研究,本文凝练概括了两大经验假说:农村地权退出与土地财政冲动,并力图统一于一个土地制度的分析框架内,以寻求半城镇化的发生机制。现行土地制度以城市征用地制度为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提供制度庇护,同时,以村集体所有权配置土地权利,无法为农村人口的土地财产权实现提供制度通道。当前,关于土地制度与半城镇化关系及改革方向,出现了三类分歧:土地制度优势论认为半城镇化是制度运行的理想结果,土地制度扭曲论认为要重构土地私权;稳健的改革论认为关键是提防城镇化中的土地私有化陷阱与重构利益分配机制。本文分析认为,在现行土地制度框架内,“半城镇化”问题是农村人口微观行动策略与地方政府宏观政策选择共同的合意均衡。半城镇化向彻底城镇化的转型建设,不能以互相割裂的改革方案替代。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议题是农地制度改革,国家关于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公权之上重塑私权,即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并逐渐向追求效率的经济功能与赋予权利的保护功能让渡,将人地依附关系转向人地保障关系。制度建设要允许偏远农村人口将退地后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流动资产,可以有偿进行转让;要探索带“地标”城镇化方案,以构建建设用地指标物权化机制。一则纠正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冲动与错配支持,二则赋予进城农民的土地退出权或市场化收益权。改革理想状态是,地方政府与非属地进城农民建立起激励相容机制,以走出地方政府增长选择与农民损失厌恶的博弈困局,实现半城镇化到完全城镇化的转型。

    2018年11期 29-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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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村建设成效评价和指标内在影响机理研究

    张挺;徐艳梅;李河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同时实现,其内在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和递进性。对总要求五个方面间的内在影响机理进行研究梳理,能够为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关系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首先本文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二级评价指标,从农民的认可和满意度的角度筛选出26个观测指标,构建乡村建设成效评价量表;基于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从11个省随机抽取了35个村,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 500份,收回有效问卷972份,并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展开了评价研究。实证评价表明,实施金融创新村社综合治理模式的乡村建设成效显著提升,村民对建设成果认可度高。其次,本文分析了5个二级指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内部之间的影响和联系,提出了三个层次、两条线的结构假设。最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5个二级指标的内部关系和相互间的影响机理。模型验证结果表明,5个二级指标间存在三个层次、两条线的层次递进关系和交互影响关系,乡村建设的实现可以沿着基础层次、发展层次、最高层次的路径实施,并在政策实施中注重其相互关系。

    2018年11期 37-4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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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集聚发展路径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研究

    李冰清;王占岐;张利国;徐枫;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城乡发展显著失衡,农村居民点布局散乱、低效利用问题严峻。结合城乡发展差异和农村居民点集聚发展路径精准指导居民点空间重构,对优化农村土地利用、促进乡村振兴及统筹城乡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湖北省宜都市为例,基于各乡镇城乡发展差异定位不同的城乡发展类型,区分空间重构中农村居民点适宜的集聚发展路径,据此结合居民点集聚发展适宜性评价将居民点划分为4种重构类型,运用双约束空间聚类法探索合理的集聚中心,利用加权Voronoi图规划需迁移居民点的集聚方向并提出重构建议。结果表明:(1)陆城为城镇主导型乡镇,红花套、高坝洲、姚家店、枝城为城乡统筹型乡镇,五眼泉、聂家河、潘家湾、王家畈、松木坪为乡村主导型乡镇,集聚区可分为促进经济产业与功能形态向城镇快速转型及优化农村生产生活功能、推进新农村建设两种发展路径。(2)城镇拓展型、新农村建设型、原址聚合型与生态保育型居民点分别占总面积的21. 1%、26. 3%、32. 2%、20. 4%,以不同集聚发展路径为指导的分类结果较符合居民点的实际发展需求。(3)全市共设置92个居民点集聚中心,重构中若根据加权Voronoi图采取内部挖潜方式安置迁移村民,可显著提高居民点集聚程度和发展适宜性并有效缓解建设用地面积超标问题。该研究能为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科学参考,建议政府根据不同集聚发展路径和居民点重构类型分类指导农村居民点整治,并合理安排重构后的土地协调利用问题。

    2018年11期 47-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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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扩张与耕地利用强度:工业发展与农户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

    易家林;郭杰;欧名豪;沈璐丹;

    城市扩张对耕地利用强度的影响关系到我国粮食安全。本文基于江苏省县级面板数据,分析城市扩张对耕地利用强度的影响机制,结合外部环境与内部禀赋因素,构建耕地利用强度影响模型,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城市扩张对耕地利用强度的综合影响,并通过加入交互项的方式研究区域工业化水平与农户资源禀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第一,由于稀缺效应和资本效应的相互弥补抵消,城市扩张对耕地利用强度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域,城市扩张所产生稀缺效应以及资本效应不断变化,因此政策上更应该关注如何发挥其正向效应,消减其负向效应。第二,在寻找调节城市扩张影响耕地利用强度的中间变量时发现:(1)当工业总产值大于509. 73亿元时,城市扩张对耕地利用强度的偏效应为负,即城市扩张导致耕地利用强度下降;反之,城市扩张将会促使耕地利用强度上升。(2)当地均机械投入大于816. 39 kW/km2时,城市扩张会促进耕地利用强度提高;相反,城市扩张将会阻碍耕地利用强度提高。(3)当户均耕地面积小于3. 36亩或大于13. 26亩时,城市扩张对耕地利用强度产生正向影响;当户均耕地面积介于3. 36~13. 26亩时,城市扩张对耕地利用强度产生负向影响。因此,为了引导城市扩张对农业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需要协调城市扩张与产业发展,同时提升区域农业机械化水平,依托农地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并应当尽快完成工业化快速发展区域基本农田和城市发展边界划定工作。

    2018年11期 56-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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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外贸隐含土地实证研究述评

    刘艳红;郭朝先;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本土和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而不断提高的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仅对本国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严峻挑战,也对全球土地资源的配置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准确测算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外贸隐含土地资源的流动状况及其变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有效评价中国与世界土地资源供需结构现状、相互依存程度以及可持续支撑能力的重要前提。本文首先对20世纪末以来与中国相关的贸易隐含土地资源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了这一时期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单就粮食外贸而言,中国是隐含土地资源的净进口国;从全部商品、服务贸易角度看,多数研究证实中国是隐含土地的净出口国;中国人均土地资源消耗水平(土地足迹)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在隐含土地国际流动中扮演着“资源中枢”的角色。文献研究表明,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对研究结果有重大影响,多数用实物方法测算的结果显示中国是隐含土地的净进口国,而多数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测算的结果则显示为净出口国。文章在讨论上述实证研究发现所包含的政策含义基础上,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以及资源环境治理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最后,文章就未来研究的重点及方向提出两点展望:第一,当前隐含土地资源实证研究的一项迫切任务是通过提高数据质量和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和信度应当成为当前隐含土地资源实证研究的一项迫切任务;第二,重视贸易对全球供应链参与各方所造成的非中性资源环境影响问题,并从多维度和多资源环境要素角度深化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2018年11期 65-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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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

    张欢;江芬;王永卿;成金华;钱程;

    如何在城市群构建生态宜居宜业的城市体系,需要厘清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的现状及其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并据此有针对性和差异性地推进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建设。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从宜业和生态宜居两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多层次评价和熵权法测度了4省域26市2005—2015年生态宜居宜业水平,运用Moran’s I指数及G指数分析了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分布特征。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不断提高,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城市间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各城市宜业水平逐渐改善,但生态宜居水平有所波动,部分城市生态宜居水平下降明显。(2)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水平空间关联性呈现增强趋势,2011年后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明显的东部、北部“高高集聚”与西部、南部“低低集聚”现象,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宜居宜业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G指数分布由零星“点状”分布逐渐集聚呈“块状”分布,说明生态宜居宜业水平冷点区和热点区都具有极强的扩散作用,有持续扩散的趋势。(4)建议长三角城市群在促进宜业的同时要补齐生态宜居建设短板,发挥好南京、杭州、合肥、苏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在生态宜居宜业发展过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利用好舟山、宣城、池州、湖州、台州等城市生态资源,通过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共生城市体系,实现宜业与生态宜居协同发展。

    2018年11期 73-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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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评价研究

    林明水;廖茂林;王开泳;

    测度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理清地区发展全域旅游的影响因子并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的基础和关键。本文从全域旅游发展的全时空、全产业、全要素、全管理和全支持五个方面系统地构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东部、中部和西部共37个县(市)作为样本,基于Arc GIS10. 1的空间主成分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测度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及其空间自相关性。结果显示:(1)竞争力评价方面,37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平均值为4. 77,总体处于一般水平;贵州省示范区竞争力平均值为5. 77,处于较强水平;湖北省示范区竞争力平均值为4. 93,处于一般水平;福建省示范区竞争力平均值为3. 91,处于较弱水平。(2)空间自相关分析方面,37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在各自区域内的相关性不显著,呈独立随机分布。(3)影响因子方面,影响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竞争力主要因子为旅游投入产出比、夜光指数、城镇化率、路网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坡度、一般公共预算人均支出、人均旅游收入等9个方面,其中旅游投入产出比的贡献最大。基于主要结论,东部地区发展全域旅游,可以围绕“傍城”的核心理念,主动融入三大城市群或各区域的核心城市群,借助城市化带动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发展;西部地区发展全域旅游,可以围绕着“傍景”的核心理念,主动融入核心景区,借助旅游业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中部地区则因地制宜,兼顾东西部两种模式,择优选择。

    2018年11期 83-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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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效益、经济租金对生态保护受偿意愿的影响

    石涵予;李国平;

    生态保护向全社会提供了巨量生态效益。然而,对农户而言,生态环境的改善也造成了胁地效应、野生动物攻击等困扰。与此同时,生态保护行为改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生态保护前后的收入发生变化,形成经济租金。农户的利益变化直接决定了生态保护受偿意愿,却鲜有研究在分析受偿意愿时全面地考虑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因素。本文将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引入农户的效用函数中,将生态效益分解为生态正效益和生态负效益,将经济租金分解为劳动的经济租金和土地的经济租金,分设三种情景探讨生态效益和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影响。采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考察陕西省851位退耕还林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选取右端截取模型对样本总体和地区子样本分别进行实证分析,验证生态正(负)效益对受偿意愿的弱(强)化作用、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强化作用以及生态效益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1)陕南和陕北在受偿意愿、生态正效益、生态负效益、耕地产出和劳动收益上均存在显著差异;(2)从陕西总体来看,生态正效益每增加1项,受偿意愿减少14. 97%,生态负效益每降低一个等级,受偿意愿减少27.46%,生态效益的弱(强)化作用得到验证;(3)耕地产出和土地租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劳动经济租金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土地的经济租金对受偿意愿的强化作用得到验证;(4)从陕南和陕北地区分别来看,陕北地区生态正效益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陕南地区生态负效益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更大,生态效益的边际效应得到验证。据此,本文建议:(1)结合生态效益的弱(强)化作用确定补偿标准,建立针对生态负效益的补偿制度;(2)瞄准低效益土地开展退耕还林,通过劳务输出等方式提高退耕农户收入;(3)建立退耕还林任务配额交易制度,引导退耕还林任务向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倾斜。

    2018年11期 91-10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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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流量的法律确认及其法律保障思路

    落志筠;

    生态流量关系到上下游之间的用水分配,既可能影响下游生产、生活用水,也会对下游整体生态产生巨大影响,从现实来看,确保生态流量长期以来一直被我国所实践,尤其是被水电建设实践所重视,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因生态流量泄放不足产生的用水纠纷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现象十分突出。在中央环保督查明确指出祁连山水电工程生态流量泄放不足引起下游生态破坏应当整改以及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确认了江河流量监管制度背景下,科学研究生态流量的法律确认以及法律保障的整体思路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针对我国既有生态流量规范进行梳理并阐释其法制缺陷,提出建立独立的生态流量保障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1)明确生态流量的法律定位。生态流量是水生态承载能力的外化表现,生态流量保障制度并非仅作为污染防治的一项支撑制度,而是一项独立的生态制度,核心在于保障水体生态功能的实现。(2)生态流量保障需融合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企业、社会共同保障。明确生态流量保障的主管机关、建立生态流量保障适应性管理模式、严格水电企业生态流量管理制度、探索建立绿色水电认证制度,将政府管理、企业约束、公众参与有效融合。(3)形成流域视域下的多层次规则嵌套。国家层面以流域为整体界定生态流量的法律地位并明确生态流量保障制度;流域范围内不同主体间协商博弈形成有效的治理规则,同时建立企业内部完善的生态流量保障落实机制,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共治机能,并以经济刺激、利益保障与分级惩罚作为保障。

    2018年11期 102-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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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保护红线法律责任的实践样态与未来走向

    莫张勤;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创新制度写入2015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其列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亟须改善生态环境、保障生态安全的强烈愿景。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实现关键取决于法律责任的落实。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厘清生态保护红线功能定位,剖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具体违法行为和责任承担方式的实践样态与未来发展。本文主要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的方法,对生态保护红线法律责任的理论解剖与路径选择展开对比探究。生态保护红线并不是以环境要素的“污染”和“破坏”作为法律规制的判断依据,而是以人类行为是否合理使用生态空间作为判断的标准。从法律责任承担主体分析,它不以私人主体权利限制为中心而是围绕政府生态环境义务展开,是政府责任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重大转变。从生态红线具体违法行为解读,不同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分类与列举,归纳私人主体与公权力主体承担风险行为的一般规律。从责任承担方式深究,生态红线所保护的“法益”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以“法益”为标准判断其所应当承担公法责任;以生态保护红线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为界限,依次配置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当生态保护红线中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时,依据行为人身份不同相应承担行政责任。生态保护红线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中发挥着重要战略性作用,但其制度能否真正落地,在于对其应然功能的准确定位与法律责任的整体性谱系。

    2018年11期 112-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5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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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游达明;邓亚玲;夏赛莲;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2)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2018年11期 120-1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0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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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政策与经济绩效——基于污染的健康效应视角

    徐双明;钟茂初;

    文章基于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的视角,通过考察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负面影响,进而经由健康水平影响有效劳动、经济产出及福利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一个扩展的Ramsey模型中探讨了环境污染、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模型的稳态特征做了比较静态分析和政策影响分析。研究表明:(1)代表性个人的“时间偏好率”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动态行为与长期特征;(2)当考虑污染的健康效应时,环境政策与均衡产出和福利水平分别呈不完全相同的倒“U”型关系。具体来看,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大(即,主要关注当前财富价值,较少关注未来财富价值)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可能会挤占物资资本积累,然而健康状态不被重视,这是因为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消费水平而不是健康支出决定;而在“时间偏好率”非常小的经济体中,增加环境投资和健康投资都不会挤占物质资本积累,此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主要由健康支出而不是消费水平决定。再者,基于环境投资目的的“环境税”会对与健康人力资本相关的参数变化产生反应,会显著影响“最优环境税”和每一环境税所对应的均衡产出与福利水平。文章的经济学含义以及政策启示在于: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面对着“环境污染→社会成员健康水平→人力资本的有效劳动→经济产出”“环境投资(环境税)→物质资本投资→经济产出”的双重影响关系,亦即,面临“经济产出”与“社会福利”的权衡,最终的权衡决策取决于决策者所代表主体的“时间偏好率”。

    2018年11期 130-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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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难还是双赢?

    黄庆华;胡江峰;陈习定;

    有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单向静态关系的检验上,忽视了生产率对环境规制的反向影响,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动态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SBM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03—2015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同时为了表现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改善和成本负担的双重效应,分别构造污染排放强度指标和污染减排成本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最后通过PVAR模型对“污染排放强度-污染减排成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5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但在2008年前后其波动幅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08年之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剧烈,其后逐渐向前沿面收敛。此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污染减排成本互为Granger因果,但与污染排放强度仅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GMM估计结果和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短期而言,政府减排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时效性,近期的环境政策确实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补偿减排成本;但长期来看,由于政策滞后性等特点,陈旧的环境政策不仅无法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而且还诱发企业为补偿污染减排成本而加速提高污染型经济产出的行为,进而恶化了环境状况。由此,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中国政府应该在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补贴两方面发力。

    2018年11期 140-1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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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高苇;成金华;张均;

    绿色已成为新时代矿业发展的主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矿业提出了新要求,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矿业绿色水平的短期效应,环境规制结构决定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基于2001—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EBM模型定义的方向性距离出数(EBM-DDF)方法构建GML指数来衡量矿业绿色水平。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效应,探索构建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强度与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效应。(2)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矿业绿色水平具有“U”形间接调节效应,技术创新仅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后促进矿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学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形关系,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3)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水平存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矿业绿色发展。因此,政府要合理选择环境规制类型,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绿色矿业发展,实现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2018年11期 150-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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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研究

    杜焱强;吴娜伟;丁丹;刘平养;

    农村环境治理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近年来,新型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逐渐被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领域。但是,农村环境治理具有典型的微利市场特征,且受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空心化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多种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而PPP模式本质上对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依赖性高,客观要求存在长期稳定的回报机制。PPP模式是否适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客观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结合农村环境治理和PPP项目的特征,构建了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生命周期成本的分析框架;并选择中国首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分别测算其生命周期综合成本及其不同情景下变动趋势。研究发现:(1)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是PPP模式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方法,适用于PPP项目周期较长的特征,能够避免以短期有效性代替长期有效性、以单一环节有效性代替整体有效性的问题,实现科学、全面的评价,为决策提供可靠支撑。(2)农村环境治理的微利市场特征对PPP模式的生命周期成本有效性影响较大。以全国首个农村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为例,理想状态下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生命周期成本分别为660元/t和627元/t,社会资本的营利空间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生命周期成本变动较大,受项目设计、农村劳动力稀缺程度、快速城市化和农村空心化程度、治理政策和需求变化以及社会资本类型等诸多因素影响。(4)农村环境治理的PPP模式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区域实际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从生命周期成本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审慎推进。这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激励社会资本进入、合理选择社会资本、健全谈判协商机制、完善长效监管机制、推动多元共治等方面深入制度创新,以保障项目稳定及有效运行。

    2018年11期 162-1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9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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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20年回顾:发展与挑战

    童玉芬;周文;

    文章从多个方面回顾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创建二十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对该学科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阻碍该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并在实践层面上为该学科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作者研究发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自创建以来在学科建设、学科队伍、以及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建设在全国呈现“百花齐放”的蓬勃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与此同时,多项与该学科相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获得立项,使得相关重大理论问题得以深入研究。但是,当前该学科的各分支学科依然缺乏更高层次的融合,学科发展缺乏自己特有的基本理论,更缺少共识,具体表现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明确、研究内容和研究体系不严谨、缺乏特有的支撑理论、专门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严重阻碍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究其根源,又主要因为该学科的学科渊源导致在整合其他学科上存在困难;同时,各分支学科所属专业领域跨度大,学者难以驾驭;另外,一直以来组织建设滞后、缺乏相应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成为了阻碍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另外,文章从实践层面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首先,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尽快建立起相应的专门学会,提供相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其次,应当重视教材建设,尽快组织具有相当造诣的专家学者,编写一系列高质量的教材,以满足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再次,注意在相关一级学会年会中设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研讨会,相互邀请相关交叉领域里学者积极参与,从而促进学科交融和良性发展。最后,在相应的学术期刊开设专门栏目,推动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

    2018年11期 171-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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