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方时姣;肖权;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2019年03期 v.29;No.223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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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绿色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比较

    刘阳;秦曼;

    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核心区,其均衡与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理论界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绿色效率是衡量区域绿色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水平。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方法,综合测度四大沿海城市群绿色效率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在剥离外部环境及随机因素的影响后,各地区的绿色效率发生较大变化,36个城市中除10个城市的绿色效率达到效率前沿面,其他城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导致效率不足的因素是纯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的影响不明显。②外部环境变量中,人均GDP、政府规划与城市绿色效率负相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与城市绿色效率正相关。③不同城市群的绿色效率等级存在异质性,四大城市群发展并不均衡,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绿色效率一直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群,城市群内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衡。④未来要继续加强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劳动力就业水平,减少劳动力集聚造成的人员闲置;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要注意发现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把握城市化的速度,坚持以质量为导向,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政策,加强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化流动,以推进沿海四大城市群的绿色均衡发展。

    2019年03期 v.29;No.223 1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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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

    何爱平;安梦天;

    绿色发展效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是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文章在识别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利用SBM-DEA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包含能源消耗与非期望产出的2001—2015年省级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于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间的经济赶超、官员的晋升激励,导致地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更快地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更多地选择了更快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破坏了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在经济赶超与环境规制之间的选择摇摆不定,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不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导致绿色发展效率在一个低水平上持续波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由于地方政府竞争所引致的环境规制力度不足,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着波动性,进而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引导建立起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鼓励企业发展绿色技术,提高绿色发展效率。

    2019年03期 v.29;No.223 21-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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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及调节

    苏昕;周升师;

    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其公共品特性,难以通过市场手段有效解决,而环境规制虽能弥补市场失灵问题,却会对企业短期绩效产生负效应,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理论与实践表明,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是企业能否兼顾环境保护与自身发展的关键,然而内部资金有限性与外部融资约束,掣肘企业技术持续创新,政府补助成为企业破除创新资源相对不足的重要途径。文章在构建双重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三者间关系模型基础上,以2009—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一是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U型"关系,其强度仍未能刺激企业创新。二是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强度已达阻碍企业创新的程度。三是政府补助强化了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对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产出间的非线性关系却表现出负向调节效应。四是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作用。因此,制定与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维持适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以及优化政府补助政策,对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03期 v.29;No.223 3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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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雾霾会促进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么?——基于SEM的实证研究

    陈波;颜静雯;罗颖妮;

    当下雾霾天气愈发严重,全国各省市相继推出一系列雾霾治理政策,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涌现,一方面政策大力支持环保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此研究雾霾相关政策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根据雾霾污染程度及政策力度两个指标,将中国省级区域划分为高、中、低雾霾敏感区,基于"风险感知-态度-行为"理论框架,设计里克特5级量表,对高、中敏感区人群按照雾霾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绿色投资意愿三个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以低敏感区投资者的绿色投资意愿进行对照分析,共收集有效问卷517份,利用SPSS和AMOS等软件进行数据测算以及模型拟合,研究雾霾风险对公众绿色投资意愿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对于高、中敏感区投资者来说,绿色投资意愿与纯粹的风险偏好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风险偏好与雾霾风险感知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与雾霾风险感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对照分析表明,低雾霾敏感区与高、中敏感区的绿色投资意愿同样强烈。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的表现为:公众投资者期望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愿意接受低于常规收益的雾霾治理类投资产品,并看好环保类股票的投资价值。这表明充分披露雾霾天气情况,提高绿色金融产品标的资产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及加强监管等,都有利于促进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且该意愿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引导各地区绿色投资的协调发展具有良好前景。同时投资者对绿色投资不存在先入为主的风险水平判断,在合理的引导下,绿色产业可能获得平等或更多的融资机会。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及绿色股票;金融机构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环保类投资理财产品,丰富绿色投资市场的产品种类,为环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让公众投资者拥有更多参与绿色投资的机会。

    2019年03期 v.29;No.223 40-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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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长三角扩容准自然实验的区域一体化水污染效应研究

    赵领娣;徐乐;

    长三角一体化政策能否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不仅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新路子至关重要,更决定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战略能否顺利实现。为避免区域一体化测度偏误,本文首次从城市群扩容视角出发探究长三角一体化的环境影响。以2003—2015年中国21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2010年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综合利用回归分析法与合成控制法,聚焦于长三角地区重要且严峻的水污染问题,从排放和治理两个角度检验并比较了长三角扩容在整体城市、原位城市和新进城市的水污染效应的共同趋势与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拓展STIRPAT模型,结合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进一步探究了长三角扩容水污染效应的深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整体而言,长三角扩容显著提高了工业废水排放强度,而明显降低了污水集中处理率,在整体长三角城市群带来了负面环境效应,且这种负面环境效应在原位城市要强于新进城市。②就作用机制而言,虽然长期层面城市间经济联系增加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但扩容政策影响下短期内经济联系的增强却带来了负面环境效应;长三角扩容通过产业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差异化分工显著提高了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导致产业分工的环境正外部性无法凸显;虽然环境规制的增强有助于缓解长三角地区水环境压力,但扩容政策却通过放松环境规制加剧了原位城市与新进城市的水污染。长三角一体化应以经济环境双维一体化为目标,扩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考虑经济环境协调发展。

    2019年03期 v.29;No.223 50-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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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工业能-水消耗系数的空间差异及脱钩分析

    马海良;李倩;庞庆华;

    厘清工业领域中能源、水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以及它们与经济增长的曲线关系,对于集约高效的工业发展模式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2005—2016年的数据,通过构建能源耗水系数,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中国工业领域水资源-能源之间联系,并采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水资源-能源-经济三者的两两关系,以寻求工业领域能-水消耗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中国工业用水强度、用能强度和能源耗水系数在省级范围内均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②局部莫兰指数的结果表明工业用水强度H-H集聚区主要在南部省份,L-L集聚区主要在北方省份;工业用能强度H-H集聚区主要在西部省份,L-L集聚区主要在东部省份;工业能源耗水系数H-H集聚区主要在华东和华南省份,L-L集聚区主要在北方省份,其中上海、福建和广东省份的能源耗水系数状态较为理想。③研究期内经济与资源之间的脱钩更为明显,其发展更为协调;而水资源与能源之间的脱钩关系与此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从时间趋势来看,其协调关系正在进一步加强。据此,提出全国层面应该协同推进工业领域中能源、水资源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强化高质量发展。结合能源和水资源的集聚性做好区域层面的产业规划,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节约型产业,推进资源全面可持续和循环利用。省级层面在国家产业规划指导下根据产业实际发展加快产业升级和供给侧改革,对工业企业的管理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同时引进高新设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回收循环利用效率。

    2019年03期 v.29;No.223 62-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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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同视角下的北京市水资源系统可持续性评价

    李玉龙;韦雅尹;李桂君;王文涛;白振龙;

    基于系统协同视角,选择可度量的特征指标构建特征向量描述水资源系统序参量的变化,并应用空间向量的关联度计算方法,提出了水资源系统序参量在时间序列上的协同度计算模型。计算过程中所有序参量进行了正向处理,序参量之间的整体协同度越高,系统的可持续性也就越好。在此基础上,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基于协同阈值的设置,以各序参量之间的协同度作为权重构建水资源系统的协同网络,并从社会网络结构的角度考察水资源系统的动态演进。应用上述分析框架,对北京市的水资源系统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北京市自然水系统与其他各子系统一直处于高度协同的发展状态,并对整体协同起到调节作用。②在2008—2016年期间,2011—2012年北京市水资源系统变化的整体协同度最好,水资源系统序参量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都很紧密。其中水利基础设施子系统的整体协同贡献突出,表明水利基础设施建成投入运营对于促进水资源系统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③与水利基础设施建成对系统协同的贡献作用正好相反,水利建设投资子系统对水资源系统变化的协同贡献程度比较低,表明提升水利建设投资的效率非常重要。④生产生活供应和从业人员子系统在水资源协同网络中具有较高的网络中心性,这些子系统人为控制度高,应该加强这些子系统的优化,通过调整序参量的变化,促进其对水资源系统的整体协同作用。

    2019年03期 v.29;No.223 71-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1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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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长江经济带虚拟水流动格局研究

    田贵良;李娇娇;李乐乐;

    水资源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核心要素之一,分析长江经济带虚拟水流动格局有利于把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水资源利用的深层次规律,实现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本文为揭示长江经济带内、外经济贸易隐含虚拟水流动关系,依据多区域投入产出核算原理,基于产业经济、贸易数据及产业部门用水量,设计2012年长江经济带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长江经济带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框架,计算分析了长江经济带虚拟水流动格局,并评价净输出省区虚拟水贸易状态与水资源承载力的协调性。研究结果表明:①在全国贸易中,长江经济带区域整体呈虚拟水净输出状态。上海、浙江和重庆为虚拟水净输入区,其余省区均为虚拟水净输出区,其中江苏、安徽、湖北和湖南虚拟水净输出状态与当地水资源承载力不协调。②长江经济带各省区主要虚拟水输入、输出产业部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下游区域和上游地区重庆主要虚拟水输出产业为制造业,中游区域和上游地区四川、贵州、云南主要输出水资源密集型产品,输入劳动密集型产品。③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贸易中,各省区贸易联系呈现出沿长江流域地理分布的特征。上游地区间贸易交流频繁,与中下游区域贸易联系不强,而中下游区域间贸易交流频繁。上海、浙江是虚拟水主要流向地,江苏、湖南是各省区虚拟水主要来源地。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应对水资源利用进行统筹规划,建立多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转变区域间贸易结构;在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根据地区间资源禀赋差异性和水资源承载力,系统、合理制定产业和贸易政策。

    2019年03期 v.29;No.223 81-8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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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的动态转换机制及空间异质性分析——基于平滑面板转换模型和趋势面的检验

    刘耀彬;肖小东;邵翠;

    "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是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两种不同状态,分别表示资源相对不足和资源相对丰裕下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可以转换且这种转换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针对资源丰裕度不同和发展阶段不同的异质性区域而言,研究其资源所起的约束作用,就显得很有政策含义。本文利用生产函数曲线重构资源约束的两种状态,并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起二者转换的判别条件及转换机制模型。通过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平滑面板转换(PSTR)模型考察了"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之间的转换机制,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用趋势面分析方法分析其转换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理论模型推导发现,在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条件下,当资源增长弹性不等于2/3时,"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可以相互转换;②随着资源投入量的增加,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作用表现由"资源尾效"向"资源诅咒"转换,其水土资源投入量的转换点分别为203. 00亿m3和134. 00千hm2;③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刚好相反,水资源约束空间分布在2009年发生突变,而土地资源约束作用空间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却并不明显。本文的启示在于,水土资源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要保证长江经济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关注水土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要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使得资源约束的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更加平缓,尽量减少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另外要重点关注资源约束区域差异,针对不同地区制定有效的措施。

    2019年03期 v.29;No.223 89-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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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城镇居民用水需求研究

    张巍;韩军;周绍杰;

    中国超过60%的城市不同程度上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其中约一半的缺水城市严重缺水。城市水资源供给将成为制约部分城市人口承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11万户中国城镇家庭调查(UHS)的微观数据对城镇居民家庭的用水需求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城镇居民家庭用水的价格弹性在-0. 4~-0. 5之间,收入弹性大约为0. 2~0. 3之间,为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意味着按照"拉姆齐"原理,开征水资源税是具有效率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在总体上高于收入弹性,也意味着只要城镇用水价格的平均上调幅度不低于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增长幅度,城市居民的平均直接用水量将不会提高。②城镇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家庭水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外出就餐和服务类支出比重显著降低家庭的直接用水量,家庭外出就餐每增加1%,会减少直接用水0. 3%左右,而家庭购买服务会减少直接用水0. 2~0. 3个百分点,意味着存在"虚拟水"转移现象。③异质性分析方面,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不同收入家庭用水的不平等性不受收入弹性值的差异影响,因此旨在促进家庭用水节约的政策设计上,可以不把家庭收入作为政策设定的参考变量。④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定性检验,通过逐步缩小样本范围,尽量确保进入回归的样本都是单一水价以及在当年未经历水价调整。其结果表明本文主要实证结果稳健可靠。本文的实证研究对未来城市居民家庭用水模式进行了定量评估,为未来城市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

    2019年03期 v.29;No.223 99-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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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物元可拓理论的水库初始水权分配研究

    张雷;仕玉治;刘海娇;李福林;

    由于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水库周围区域供需水矛盾越来越严重,给水库的水权分配带来较大困难。为促进区域水资源公平和高效利用,迫切需要探讨合适的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水库初始水权分配方法。本文以我国北方某水库为例,首先从流域水文条件、区域水资源供需状况、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分析影响水库初始水权分配的敏感性因素;然后,从影响因素中选取重要的影响因子,构建水库初始水权分配的指标评价体系;再者,引入物元可拓理论,建立水库初始水权分配物元可拓模型,通过指标熵权关联度的计算确定水库水权的分配权重;其后,根据水库的来水量,采用长系列变动用水时历法,计算水库的可供水量;最后,根据水库的可供水量,利用物元可拓模型对水库的行业和区域的水权进行分配。结果表明,该水库的农业水权为424万m~3、工业和生活水权为1 040万m~3、生态水权为600万m~3,水库分配给A县、B县和C县的水权分别为967万m~3、163万m~3和334万m~3,水库所在河流因涉及跨区域河流生态流量管理,将生态水权归于更高一级行政管理层,不再进行县区分配。该水库的水权分配方案得到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认可,该项研究有利于促进市场条件下水库的水权分配,提升水资源决策管理水平。

    2019年03期 v.29;No.223 110-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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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舒适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张亚丽;方齐云;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劳动者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因此城市舒适度在劳动力迁移决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本文构建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指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1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特征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研究了舒适度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更高的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为了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环境而流向人为舒适度更高的城市,城市人为舒适度每增加1%,城市被选择的概率平均上升0. 17%,具有适宜的天气条件的城市对劳动力的流入起拉动作用,城市自然舒适度增加1%,城市被选择的概率平均上升0. 375%。②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程度小于工资的影响程度。③不同年龄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对城市人为舒适度和自然舒适度表现出异质性反应:年龄更小、受教育年限更高的劳动者对人为舒适度的反应更强;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劳动者对自然舒适度的反应越弱。因此,城市在吸引劳动力方面首先要立足于提升劳动者的真实工资水平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城市需要全面提升人为舒适度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从而吸引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

    2019年03期 v.29;No.223 118-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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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安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测度与影响因素

    何艳冰;陈佳;黄晓军;

    恢复力强调系统承受各种扰动冲击并从中恢复的能力,为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将恢复力理论框架引入失地农民社区研究中,在明晰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恢复力、社会恢复力、管理恢复力和环境恢复力四个维度建立测度指标体系,并选取西安城市边缘区为案例区,基于入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对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进行测度,并采取t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探讨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表明:①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恢复力综合指数处于低、中、高三个级别的失地农民社区所占比重分别为47. 6%、33. 3%和19. 1%,等级结构呈现"金字塔"形;②四个维度恢复力测度结果依次为环境恢复力>经济恢复力>管理恢复力>社会恢复力,表明在快速城市化冲击下,相较于失地农民社区在物质环境和经济收入层面的快速适应和恢复,其社会恢复较为滞后,具体表现为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社区参与及社会学习等方面恢复能力较差,反映失地农民社区在管理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基层政府管理公平性缺失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因素阻碍了社区管理恢复力的构建;③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是社区内在特征与外部干扰因素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影响因素作用路径的分析可知,地理区位、外来人口比重、征地原因以及征地时间是其主要影响因素。最后从经济、社会、管理、环境层面提出提升失地农民社区恢复力的对策建议。

    2019年03期 v.29;No.223 126-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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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质性收入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减贫的作用效应研究

    马文武;刘虔;

    在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非农收入不断增长,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涉农收入也不断增长。研究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减贫及其减贫性质、效应大小,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完善教育人力资本扶贫意义重大。根据人力资本作用异质性特征,文章研究了人力资本作用农村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下的异质性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若没有农村人力资本参与,农村各年的贫困发生率至少会上升1到3个百分点。②分时段的贫困动态变化分解显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村贫困下降的贡献达到15%到23%。③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显著和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减贫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非农收入实现,而通过涉农收入一定程度上是阻碍贫困率下降。④人力资本减贫这一贡献主要源于农村个体人力资本变动通过非农收入下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且分配效应逐渐大于增长效应,说明就增加非农收入实现减贫而言,农村人力资本个体分布结构朝合理化方向发展。⑤人力资本变动通过涉农收入减贫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均是阻碍贫困率下降,说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关系、促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人力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涉农收入增长的重要性。

    2019年03期 v.29;No.223 137-1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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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

    杨晶;丁士军;邓大松;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对失地农民收入分配和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一直是全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个体相对剥夺视角,利用Kakwani指数测算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探究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异质性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处于较高剥夺区间,且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东、中、西部地区的指标值分别达到0. 516、0. 552、0. 595。②失地农民人力资本越丰富,越容易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健康状况好的失地农民的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比健康状况差的失地农民低0. 065个单位,由基础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反映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分别为-0. 034、-0. 046。③不同类型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也呈显著负相关,失地后传统的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的纽带型社会资本在降低微观个体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效果依然存在,其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为-0. 032。④异质性研究再次证实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和社会资本积累在缩减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不同失地群体个体收入不平等和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组织身份衡量的连接型社会资本仅与东部地区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呈显著负相关,抑制效应为-0. 055。在精准扶贫背景下,需要进一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来防止群体固化和收入剥夺恶化问题,各区域应采用因地制宜的消减收入剥夺的政策措施,这对于新时代降低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况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2019年03期 v.29;No.223 148-1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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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权颁证、子孙传承与农民的承包地转让意愿

    刘同山;孔祥智;

    农村土地承包权转让是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沿领域。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也正在快速推进。为了更好地理解农民与农村土地的关系从而推进相关改革,本文从农村土地兼具资源资产属性和乡土文化传承功能出发,理论分析了土地确权颁证、子孙情况对农民承包地转让意愿的影响。对中国黄淮海农区6省20县(市、区)998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如果一次性给予40年当地最高租金,分别有44. 7%和34. 2%的农民愿意把一部分承包地出售给国家或转让给本集体成员。基于上述调研数据,在将承包地转让分为"出售给政府"和"转让给本集体成员"两种方式后,本文采用可同时处理两个二元选择问题的BiProbit模型估计了是否有承包证以及拥有子孙情况对农民承包地转让意愿的影响,并把子孙情况从三分类变更为二分类进行了重新估计。研究发现:与没有土地承包证相比,拥有承包证的农民愿意把一部分承包地"出售给政府"或"转让给本集体成员"的概率分别高27. 0%、25. 4%;与没有子孙的农民相比,有子孙的农民愿意把一部分承包地"出售给政府"或"转让给本集体成员"的概率分别低25. 7%、26. 8%,上述结果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可见,确权颁证会强化农民的承包地转让意愿,但农村承包地仍然具有很强的乡土文化传承功能。承包地转让不只是纯法律意义上的物权关系的调整,还受到农民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的影响。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类型农民尤其是没有子孙者的承包地转让意愿及差别化政策需求,稳妥有序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转让工作。

    2019年03期 v.29;No.223 159-1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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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规制、农业绿色生产率与粮食安全

    展进涛;徐钰娇;

    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未来粮食安全保障的重点内容,衡量农业绿色生产率有利于判断当前的发展位点,且合理的农业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和解决粮食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本文引入碳排放交易和排污费征收标准,在将考虑了环境成本的农业绿色GDP作为产出运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SFA)核算中国2000—2015年省级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GMM方法检验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具体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环境规制因素对两者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间全国平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 10%,呈现明显的时序波动性以及地区之间的梯度性特征;②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③农业绿色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而过度重视粮食安全保障反过来会抑制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增长;④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均产生正向影响,激励性碳排放交易规制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粮食安全分别产生了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自愿性环保投资规制仅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因此,精心设计环境监管工具,改善环境规制政策的适度性和适用性,建立强化能够充分调动农民实施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化排污交易机制,大力整合不同类型环境法规从而构建均衡的"环境规制组合"体系,是提高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和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019年03期 v.29;No.223 167-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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