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部《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制专题

  • 气候变化对中国海洋和海岸带的影响、风险与适应对策

    蔡榕硕;刘克修;谭红建;

    本文评估了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和中国海洋气候驱动因子(致灾因子)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海洋和海岸带的影响和风险。结果表明:①自20世纪中叶以来,海洋升温、海平面上升、台风-风暴潮,以及海洋热浪等海洋气候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强度、频率和范围等)显著增加。②海洋升温引起海洋物候的显著变迁,导致中国海洋物种组成和地理分布发生变化,以及赤潮、绿潮和大型水母暴发性增殖等生态灾害频繁发生;中国沿海海平面持续上升对红树林和河口等滨海湿地典型生境造成威胁,频繁的海洋热浪引起热带珊瑚加速退化并屡屡造成海水养殖业的重大损失。③近几十年来,大规模围填海、污染物排放和过度渔业捕捞等人类活动增加了中国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暴露度和脆弱性,加剧中国滨海湿地面积的减少、湿地生境的退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下降,导致中国近海重要海洋渔业经济种类的低龄化、小型化,以及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④海平面的上升还加大了海岸侵蚀、海水入侵与河口区咸潮入侵的影响,以及台风-风暴潮对沿海地区的洪涝灾害影响和对沿海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⑤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温室气体从低排放到高排放情景,RCP2.6,4.5和8.5),到21世纪末,中国海洋温度和海平面将有大幅度上升,可能成为全球海洋变化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沿海许多地区当前百年一遇的极值水位事件将变为几年一遇甚至低于一年一遇(RCP8.5),沿海地区很可能面临更严重的灾害风险。为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并讨论了中国海洋和海岸带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若干适应对策措施以及不确定性问题,以期为保障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2020年09期 v.30;No.241 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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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洋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作用

    蔡榕硕;陈幸荣;

    本文重点分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作用,评估了中国近海及相邻大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未来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影响。结果表明:①1958—2018年,特别是1970年代末以来,全球和中国海洋明显变暖,且中国海洋升温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主要归因于黑潮暖水入侵中国近海陆架的年代际增强;在不同气候情景下(温室气体从低到高排放的情景,RCP2.6,4.5,8.5)中国近海尤其是东中国海(渤海、黄海和东海)可能成为全球海洋升温最高的海区之一。19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东海和南海海表盐度呈现下降趋势。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近海环流变化显著,黑潮入侵东中国海陆架以及通过吕宋海峡入侵南海出现年代际增强,冬季黄海暖流以及南海上层环流年代际减弱。②20世纪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约1.5±0.4 mm/a,主要贡献来自海水热膨胀和陆地冰川冰盖融化;2006年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明显加速,上升速率达3.6 mm/a。1980年迄今,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3.4 mm/a,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在不同气候情景下海平面将持续上升,当前沿海地区百年一遇极端水位的重现期将显著缩短。③1970年代之后,热带海洋的海温分布如厄尔尼诺信号出现年代际变化,厄尔尼诺显著增强,持续时间更持久;并且,1990年之后,中部型厄尔尼诺趋于频发,发展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华南降水偏多,次年春季华南降水偏少,而东部型厄尔尼诺的影响则大致相反;未来厄尔尼诺对中国气候的影响预估有较大不确定性。印度洋海盆增暖明显加强,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东部高温天气频发。1977年以来,全球超强台(飓)风和海洋热浪等极端事件趋频、趋强。④中国近海总体可能是大气CO_2的汇,每年从大气中吸收约10.8 TgC的CO_2。长江口和珠江口及附近海域有长期酸化和溶解氧降低的现象,但近海碳源汇格局及酸化的长期变化仍不够清楚。此外,未来中国近海盐度、环流、强台风和海洋热浪的变化,以及海洋的碳源汇、酸化和溶解氧的观测和研究亟须加强。

    2020年09期 v.30;No.241 9-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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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 环境问责与投诉对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史丹;汪崇金;姚学辉;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环境问责和自下而上的环境投诉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中国当前环境治理创新的显著特征。这种良性互动不仅改善了环境治理的客观绩效,还影响了公众环境满意度,提升了环境治理的主观绩效。文章利用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和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认知或判断,对其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公众对环境问责的认知是否强化了其对环境投诉的判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发现:①公众认为环境问责越是有力,环境治理满意度越高,认为环境投诉越是有效,环境治理满意度也越高。②公众对环境投诉是否有效的判断,还在其对环境问责是否有力的认知与环境治理满意度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③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前述中介效应在城乡居民间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的环境治理满意度更直接依赖于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环境投诉有效性的判断未发挥中介作用,这或许与农村居民环境投诉经验不足有关。文章建议在提升环境治理客观绩效、加强环境问责力度的同时,还应引进柔性治理技术,推进公众环境参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增强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环境满意度,改善环境治理主观绩效。文章还建议,中国在环境治理、反腐败斗争等领域探索出的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良性互动的经验,还可以推广至社会治理的其他领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2020年09期 v.30;No.241 21-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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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调查实验法的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研究

    吕维霞;宁晶;刘文静;

    环境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对于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在PPP改革项目中,政府和企业同为提供服务的主体,谁的工作更能得到信任,谁的工作更能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这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一致的回答。本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以H市环卫改革为例,探究在PPP改革项目中,不同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并且基于KHB分解法验证治理主体影响公众评价环境治理效果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在PPP项目中,企业治理主体会使得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更高。接受企业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政府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对环境治理的评价高0.110 5分。其次,企业信任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中介效应,25.48%的贡献来源于企业信任的中介影响。再次,公众治理效能感知也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17.98%的贡献来源于公众的治理效能感知。最后,媒体介入在治理主体与公众对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正向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PPP改革项目作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一,若想提高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PPP项目运营过程中,作为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责任主体,政府在财政融资、项目招标、运营管理、行业监管等环节应不断改进,并同时注重信息公开和媒体宣传。

    2020年09期 v.30;No.241 3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9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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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多维度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宋妍;

    地方政府竞争在我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核心的作用。从"为增长而竞争"的单一任务维度到"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多维任务维度,引入公共选择领域中的竞赛成功函数,在一个前后一致的逻辑框架下建立理论模型,讨论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有效性及作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不考虑多维度竞争绩效的测度成本差异,前者"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模式是后者地方政府"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激励模式的一个特例。聚焦新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多维竞争机制同样具有一维竞争机制信息需求量少的优势,与单一维度竞争机制相比,满足一定任务维数和获胜维数条件的合理多维竞争机制设计能够适应当前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更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总的努力投入水平。在对称纯策略均衡假定下,地方政府存在着同时获胜的可能性,需要根据任务目标进行奖励结构优化与匹配,在任务维数过多、资金负担较为宽松的场景,适当增加获奖数量,使地方政府从竞争中获益;在需要短期内见效的任务场景,减少获奖数量,确保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快速取得成效。地方政府的异质性特征不会改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却会降低地方政府总的努力投入水平,对机制设计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模型的前提假定和均衡结论,提出合理设置任务维度、权衡考核奖励数量、统一考核机制指标和缩小差异均衡发展等建议,以期更好发挥地方政府多维度竞争机制的激励效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之治"何以管用提供理论解释和完善路径。

    2020年09期 v.30;No.241 39-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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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联防联控环境治理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研究

    程芳芳;傅京燕;

    大气污染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实施联防联控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为破除原有单一主体治理缺陷,2012年中国开始实施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且已初显治理效果。本文筛选整理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4—2017年数据,在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有效性检验的基础上,考察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政策有效性检验结果表明,区域联防联控政策降低了工业SO_2排放,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和环境的双赢。②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检验结果均证明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显著扩大了企业生产规模,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区域联防联控协同治理政策对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效应不太可能由地级市-行业-年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驱动。③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所有制、不同大小以及不同行业属性的企业对联防联控政策的冲击存在明显的差异。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虽然联防联控政策突破了行政界线,但是要考虑环境污染治理的协同收益(成本),应按照贡献量等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合理分配,合理引导企业参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不断开发绿色资源。此外,联防联控治理政策还要考虑不同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优化各要素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合理流动。

    2020年09期 v.30;No.241 46-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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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杨冕;晏兴红;李强谊;

    长期以来,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是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重要动因,而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是有效控制污染排放,进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必然选择。基于2000—2017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单元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SFA模型测度了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深入探究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2000—2017年我国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呈逐年上升态势,全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平均值从2000年的0.165提高到2017年的0.309,但总体水平仍较低,并呈现出自西向东不断增强的空间格局。②在工业污染治理过程中,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改善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而人力投入增加的效果不明显。③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具体体现为东部地区高-高集聚及西部地区低-低集聚,且存在较为稳定的路径依赖特征。④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改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也同样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这体现出污染治理的策略互动性和协同性。据此,从优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结构、建立要素市场流动机制以及强化国有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推动地区联合治理污染提供政策依据。

    2020年09期 v.30;No.241 54-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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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污收费标准提高能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基于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吕朝凤;余啸;

    限制污染物的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建设绿色现代化国家,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目标。环境规制强度也必然会随时间不断强化。全面评价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FDI的影响效果,将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由于"污染总量控制"与"污染当量控制"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本文以1995—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为样本,利用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倾向得分匹配(PSM)和非线性估计等方法,考察了以该政策为代表的"污染当量控制"型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2007年各省开始实施的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政策,对地区FDI的流入有显著的抑制效果,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这说明,总体上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对FDI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污染天堂效应"。区域异质性分析还表明,该政策对北方城市FDI流入的抑制影响强于南方城市。另外,非线性估计发现,随政策时间的推移和SO_2排污费征收强度的提高,SO_2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对FDI的影响均呈U型特征。这表明,中国环境规制强度对FDI的影响存在多种效应和影响渠道。对此,本文还利用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三重差分(DDD)等方法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该政策对SO_2高污染行业FDI具有抑制作用;对高新技术行业FDI具有促进作用;对非SO_2高污染非高新技术行业FDI也具有抑制作用,但抑制影响不及SO_2高污染行业。这说明,"污染天堂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在中国同时成立但适用对象存在差异。这些发现将为我国未来制定环境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2020年09期 v.30;No.241 62-7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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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TPB-NAM整合的海洋水产企业亲环境意愿研究

    秦曼;杜元伟;万骁乐;

    随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海洋开发的总体布局,海洋生态保护、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理论界及政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海洋水产企业作为海洋第一产业转型的主要践行者,其亲环境意愿的驱动机理值得探究。将计划行为理论(TPB)和规范激活模型(NAM)相结合,从理性和道德两个方面共同解释海洋水产企业的亲环境意愿,是对传统TPB理论的拓展。通过对海洋水产企业进行调研获取221个样本数据,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结果表明:①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管理者个人规范正向影响亲环境意愿,其中行为态度路径系数最大,可见态度是一切行为意愿的根源,由于我国的水产企业起步晚,很多企业还没有践行亲环境行为,对其行为意愿的研究可作为后续行为研究的基础。②表象上看,主观规范与行为意愿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社会压力在形成亲环境意愿中没有作用,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主观规范的作用被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和管理者个人规范所分解。③结果认知对主观规范、责任归属、行为态度以及管理者个人规范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认为结果认知是前因变量;同时,责任归属也正向影响管理者个人规范。基于以上结论并结合调研实际,提出对策建议:加强环保知识宣传教育,提升管理者环境认知;推动海洋先行标杆企业亲环境行为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企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加强制度保障,强化顶层设计;加强科技支撑并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2020年09期 v.30;No.241 75-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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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省际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一种新的Malmquist-Luenberger多维分解指数

    丁黎黎;杨颖;郑慧;王垒;

    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技术进步及其在资源环境等不同要素间的偏向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区域绿色生产技术差异,论文构建了一种新的Malmquist-Luenberger多维分解指数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够识别出绿色技术进步是否存在投入与产出的组间偏向,而且对投入要素群及产出要素群组内偏向具有较好的辨别能力。论文以2005—2017年为时间跨度,选取我国30个省份进行绿色技术进步测度,对涵盖劳动力、资本、能源的投入要素群与包括污染物排放与GDP的产出要素群的组间及组内偏向特征予以分析,并给出引致绿色技术进步及其偏向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性绿色技术进步与投入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对区域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能够使技术水平年均上升0.57%和1.43%,但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年均下降0.49%。②从投入要素群组内偏向来看,自西向东,资本密集使用、劳动与能源节约的要素驱动特征逐渐显著,产出要素群多表现出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特征。③对绿色偏向性技术进步异质性形成机理的研究发现,能源结构调整大幅度改善了中性绿色技术进步而对投入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抑制作用,但这一抑制相对有限,仅为促进作用的49.09%;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向于整体性的提高资源配置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即形成中性绿色技术进步而对投入及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存在负面影响;外贸依存度对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引导了企业绿色技术革新,可能对生产性资本临时占用而对当期中性绿色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但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及下一期的中性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

    2020年09期 v.30;No.241 84-9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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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约束的视角

    陈浩;刘培;许佩;

    在探索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实现路径中,本文从城市能源与土地要素配置结构约束下的视角出发,以2004—2017年中国的280个微观城市为样本,基于SBM-Luenberger生产函数的方法重新测度和分析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增长指数,并对GTFP增长的来源、时空动态特征、内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显示:①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2004—2017年总体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正向增长阶段(2004—2008)→负向增长阶段(2009—2015)→正向增长阶段(2016年以后),GTFP增长主要来源于其规模效率的增长。②在空间动态变化中,初始阶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集聚HH区域(高增长水平)集中在西部,LL区域(低增长水平)则集中在福建、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东部。随着时间的推移,HH区域在西部基础上不断扩大到中部和京津冀地区,且东岸沿海区域的LL区域范围在缩小。③在增长驱动因素中,城市能源结构的直接负效应与城市新能源电力供给占比较低有关;土地资源供应结构的负向效应说明城市发展存在"底线竞争"效应;产业结构的高级进程有利于地区整体GTFP增长但对产业属地环境存在负向效应。除此之外,资源倾斜与资源集聚效应越强,其地区GTFP增长能力越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提高城市能源与土地资源的集约效率,依靠经济效率、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09期 v.30;No.241 93-1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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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三角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张桅;胡艳;

    面对粗放式经济发展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战略。创新型人力资本是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可以实现资源与环境约束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基于长三角地区2000—2018年间的面板数据,利用三种权重矩阵分别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从全区域和分区域两个方面研究创新型人力资本对GTFP的空间效应,探讨创新型人力资本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绿色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各地区创新型人力资本水平和GTFP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长三角东部和南部地区水平较高,西部和北部地区水平较低。②从全区域回归结果来看,增加创新型人力资本投入对GTFP水平提升具有阻碍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地区间创新型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技术创新诱导的"回弹效应"所致。③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来看,高GTFP地区依靠创新型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应形成区域增长极,低GTFP地区依靠增加创新型人力资本投入提升自身GTFP水平,由此显示出创新型人力资本可能存在"孤岛效应"。④其他影响因素:财政投资、对外开放度、城镇化率、基础设施等均未显示出对GTFP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对于高GTFP地区的绿色发展显示出阻碍作用,对于低GTFP地区的绿色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信息化对全区域GTFP水平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增强环境规制、减小污染物排放量有利于GTFP水平提升,但是提高污染物去除率对GTFP作用不明显。据此提出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增强创新型人力资本空间外溢扩散效应,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绿色技术应用和推广中的作用,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和绿色发展生态环境,实现GTFP区域联动提升。

    2020年09期 v.30;No.241 106-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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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陈明华;刘文斐;王山;刘玉鑫;

    厘清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协同绿色发展的基本前提。本文基于2003—2018年城市数据,采用Min DS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从投入产出视角揭示了城市生态无效率的具体来源,进一步利用Theil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实证考察了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样本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总体及上、中、下游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下游地区始终高于中、上游地区。期望产出不足和非期望产出冗余是造成城市生态无效率的重要原因。②地区内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2011年之前下游地区内部生态效率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最大;2011年之后下游与上游地区内差异贡献交替位于前两位。③长江中、下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的绝对差异呈显著缩小态势,但上游地区稍有扩大。除中游地区外,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且下游地区的两极分化现象最为明显。④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从结构因素来看,经济发展差异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决定力始终最高,能源投入差异和污染排放差异的作用强度相对较小;从社会经济因素来看,人口密度差异对城市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决定力显著强于其他因素。

    2020年09期 v.30;No.241 121-1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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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绿色经济效率时空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辛龙;孙慧;王慧;肖涵月;

    绿色经济效率(GEE)提升是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该研究基于Undesirable-SBM模型测度2007—2017年我国大陆30个省份的GEE,利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法,探究GEE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力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GEE呈"U形尾波"的阶段性特征,整体上由"小差距高效率"向"大差距低效率"动态演进,区域间形成"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异格局,"分化"与"极化"现象日益加剧。②GEE存在显著的"倒U型"空间关联性,总体呈"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异特征,"极化-涓滴"效应有所凸显。其中,GEE热点区范围逐渐扩大,呈现零星面状分布向沿海带状蔓延的演进格局,次冷点区范围有所缩小,而次热点区和冷点区变化微弱,空间格局基本稳定。③GEE提升的驱动力全局差异不突出,但局域尺度差异显著。东、中、西部GEE提升的核心驱动力分别是:东部为政府干预、对外开放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中部为能源强度、教育投入和市场化水平;西部为人力资本、能源强度、城市规模、教育投入、技术创新水平、环境规制和互联网普及率。基于此,东、中、西部要因势而谋、因地制宜。东部需激活技术密集型地区的"长板优势",发挥科技创新的"滚雪球效应";中西部需挖掘资源禀赋,推进新能源发展,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同时,要推进整体信息化建设,强化网络引领。

    2020年09期 v.30;No.241 128-1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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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生态

  • 土地税费政策的耕地保护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以湖北省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为例

    曹瑞芬;张安录;

    土地税费政策是解决因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农地城市流转失序的重要工具。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是土地税费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从耕地保护管理主体——地方政府视角出发,通过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促进耕地资源保护。以新增费为例,初步尝试将新增费缴纳、新增费分配过程有机结合,视为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据此考察以新增费为代表的土地税费政策的耕地保护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采用湖北省县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和引入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①以新增费为载体的县际横向跨区域财政转移制度有助于实现耕地保护外部性内部化,进而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促进耕地资源保护,然而其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②通过进一步深入挖掘发现,新增费分配效果不显著是导致以新增费为代表的土地税费政策绩效不高的根本原因。③结合湖北省四大分区可知,新增费分配不科学、不合理是制约分配制度有效发挥的深层次原因。结果显示新增费分配倾向于经济相对发达的鄂东沿江平原区和受政策支持的鄂西山地,而作为湖北省粮棉油生产基地的鄂中平原区和鄂北岗地的新增费分配明显不足。

    2020年09期 v.30;No.241 139-1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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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资本化下宅基地禀赋对农户异地创业影响研究

    李国正;王浩宇;查紫振;田雅敏;艾小青;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政策有助于发挥农户土地资产"产权经济属性"和缓解农户因缺乏合意抵押品而面临的融资困境。对于在城市中的农户而言,不仅能够有效利用其户籍地的宅基地,还能缓解其创业所面临的信贷约束。然而,当前关于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对农户异地创业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的定量分析。本文基于2017年CMDS数据,综合运用多元Logit、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分位数回归(QR)等方法,对宅基地抵押融资与农户异地创业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研究。研究发现:①相比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农户选择创业的概率会更高,其中机会型创业概率又高于生存型创业;②同样有宅基地的创业农户,试点地区比非试点地区家庭月收入平均提高926.6元,试点地区内有宅基地的创业农户比没有宅基地的创业农户家庭月收入平均提高348.74元;③随着宅基地面积增加,单位宅基地面积对创业农户收入提升的影响呈现出先减后升的趋势;④从地缘上看,单位面积宅基地价值从东往西呈现出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趋势。进一步通过调查研究和理论推导发现:前期征信评估和信誉调查是金融机构降低经营风险的重要保障措施。研究认为,宅基地抵押贷款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合理的评估和对冲机制有助于防范潜在社会风险,完善对农户创业的保险和支持政策,有助于降低农户的创业风险。

    2020年09期 v.30;No.241 146-1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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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的“新安江模式”及可持续制度安排

    沈满洪;谢慧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观点。生态补偿是实现绿水青山价值转化的重要机制。新安江流域上下游因"要保护与不保护""要补偿与不补偿""以河为标准与以湖为标准"的争议而引发冲突。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浙皖两省的谈判协商成功达成了两轮六年(2012—2017)的跨界生态补偿协议并付诸实施,成为全国首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功典范。补偿协议的创新性在于:实现上下级补偿与上下游补偿的结合,以上下级补偿带动上下游补偿;实现生态保护补偿与环境损害赔偿的耦合,做到激励与约束的完美结合;实现上下游共同参与的水质监测机制,水质监测结果好就给予生态保护补偿,水质结果差就实施环境损害赔偿;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结合,针对饮用水的水质要求确定以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4项指标作为监测对象。两轮试点绩效显著,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明显加大,新安江出境水质明显改善。新安江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协议之所以能够顺畅达成并持续运行,是由上游生态保护比较优势决定的必要性与下游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可能性共同决定的,是由上下游共同的生态补偿制度需求与各级政府生态补偿制度供给的均衡所决定的。新安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试点是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机制创新。当然,该制度也需要在多方面继续完善:实施多元补偿,调动各种资源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补偿标准,尽力体现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的机会成本;给予多元受偿,激发各个生态环境保护主体的积极性;加强区域合作,建立黄山市经济开发区共同开发机制。

    2020年09期 v.30;No.241 156-16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6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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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问责制度对政商关系转型的影响分析

    程宏伟;胡栩铭;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点在于探索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力求规范企业污染并监督地方治理主体,打破政企环境套利空间,因此转变政商关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研究前沿重点。以2015—2018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完成首轮31省区市巡视问责为契机,研究针对各省区市不同入驻时间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以可能产生污染的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生态问责对政商关系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地方政府在经历生态问责后发放政府补助时会更加谨慎,尤其减少软约束性补助,但不会降低对公司环保创新的扶持。②生态问责同时具备了强政治压力与环境规制执法的双重影响,细分研究发现其中生态问责的政治压力作用强于环境规制作用。③进一步的,企业政治联系中产权性质与聘用具有政治背景高管均会影响生态问责效力。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能够避免生态问责影响。因聘用具备政治背景的高管而获得的财政补贴在生态问责下难以保持。④地方对企业的高财政依赖会抵消生态问责效力,但在面对政治压力时地方财政影响无效。⑤对污染治理投资结构优劣不同的地区生态问责的作用存在着显著差异。该研究表明生态问责迫使地方政府将地区环境纳入维持政治稳定的考量,削弱了地方以往建立的政商关系,并约束地方的任意性行为,优化地方资源配置,开始树立新型政商关系。

    2020年09期 v.30;No.241 164-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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