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两阶段Super-NSBM模型的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研究

    龙亮军;

    如何在生态门槛内为城市居民实现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即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从生态福利视角出发,基于DEA方法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两阶段考虑非合意产出的Super-NSBM模型和DEA窗口分析法测算了中国35个主要城市2011—2015年的生态福利绩效,将生态福利绩效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两阶段,打开城市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并通过冗余度分析为各城市指明效率改进的方向。研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主要城市的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未能实现DEA有效,但近几年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分阶段效率来看,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高于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分区域来看,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综合水平呈现出"中部最高、东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态势。与传统的单阶段("黑箱"评价)视角下考虑非合意产出Super-SBM模型相比,两阶段视角下基于考虑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网络SBM模型的测算结果精确度更高,再次验证了本文选取该模型的合理性。为提高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低效率城市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有效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建设公共交通导向的紧凑型低碳城市等建议。

    2019年07期 v.29;No.227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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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与PM_(2.5)浓度的多尺度关联分析

    欧维新;张振;陶宇;

    PM_(2.5)引发的雾霾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威胁,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长三角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探寻该地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对PM_(2.5)的影响规律,有助于对PM_(2.5)"源""汇"景观的空间格局进行合理配置,也可以为污染防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本文运用重心模型、冷热点分析和景观指数,探讨了该区域1995—2015年PM_(2.5)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以及景观格局的变化规律,并使用岭回归方法分析了建设用地、林地、耕地和水体四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格局在行政区尺度和外接圆尺度上对PM_(2.5)浓度的影响。结果显示:①1995—2015年长三角地区PM_(2.5)浓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具有"北高南低"和"南缓北急"空间分异特征。②长三角区域内建设用地面积大幅上升,且呈聚合状发展,而林地和耕地面积却在不断减少,并呈破碎状分布。③建设用地和林地分别是PM_(2.5)的"源"景观与"汇"景观,耕地对PM_(2.5)的"源""汇"作用交错,水体对PM_(2.5)无明显的净化作用。④相较于行政区尺度,外接圆尺度下林地PLAND、ED与PM_(2.5)浓度的负相关更为显著,可见对城市周边地区进行景观格局优化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研究表明:控制建设用地合理有序增长并采用多中心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城市主城区的环境压力;提高城市周边区域林地的比重和聚集度或加大林地与建设用地的接触面积,可以有效地减少城市PM_(2.5)浓度;对耕地进行整理使其形成连片化景观,并通过科学的耕作方式减少耕地上农业生产所带来的PM_(2.5)前体物,有助于发挥其对PM_(2.5)的"汇"作用。

    2019年07期 v.29;No.227 1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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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绿色生产率测算与时空演变分析

    路小静;时朋飞;邓志伟;李星明;胡月;

    旅游业绿色生产率是将能源消耗与环境代价纳入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框架,表征旅游业绿色发展能力和水平,关系着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本文在借用"自下而上"法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评估的基础上,采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非参数DEA法及ML指数对长江经济带11年间的旅游业绿色生产率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引力模型对该区域旅游业绿色生产率空间格局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旅游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仍处于增长态势,区域内省份旅游经济与两者(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正向关联显著,且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与两者(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并未实现脱钩。②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绿色发展绩效有所提升,但因粗放型发展模式致使其绿色生产率增长迟缓,技术进步已成为该区域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效率驱动作用薄弱。③长江经济带11省市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可分为发展进步型、发展停滞型和发展衰退型,不同类型省份应基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此消彼长采取适当措施促进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实现俱乐部趋同。④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势能值从下游到上游呈"L"型,长三角成为该区域核心增长极,长江中游实现中部隆起而长江上游出现塌陷状态,江西、安徽两省成为长三角和长江中游旅游业绿色生产率联系的重要枢纽,而长江上游旅游业绿色生产率尚未与长三角、长江中游形成相互联系的网络结构。

    2019年07期 v.29;No.227 19-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3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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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作用机理研究——基于PLS与SD的组合

    秦晓楠;孙凤芝;袁文华;

    针对目前旅游生态安全研究重视系统要素间的比较与综合,而忽视系统内部作用路径与动态机理分析的现状,以DPSIR的概念模型作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基础框架,将该系统作用机理分解为7条作用路径,并以中国30个主要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偏最小二乘法模型(PLS)描述系统静态作用机理,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SD)对系统动态作用机理进行动态仿真。研究结果表明:①采用PLS模型对DPSIR模型中的7条作用路径进行检验与测度,发现"响应-压力"的负向与"影响-响应"的正向作用不显著,造成系统反馈链条出现断裂,难以形成有效的循环反馈机制。据此,将中国旅游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的静态作用机理解析为两个部分,"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的单方向的链式作用路径,反映了旅游城市的生产、生活行为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依存关系及影响;"响应-驱动力/压力"的发散式作用路径,综合汇总了旅游城市对生态安全系统管理能力。②依据修正的DPSIR模型,构建中国旅游城市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模拟,揭示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演变路径与发展趋势,并结合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规划设定政策情景模拟方案,探究在政策干预下我国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状况,并评测政府管理策略的实施绩效,识别旅游产业的策略诉求。依据系统发展现状仿真模拟结果表明,生态安全系统状态呈现持续恶化的态势,游客数量遇到增长拐点而急剧减少,旅游产业协调度呈现曲线下降的态势;依据情景模拟结果表明,设定的"战略导向"与"协调导向"的两种情景模拟方案,均能够有效地改善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现行状况。而"协调导向"通过更加严格的控制游客数量的增长速率,降低产业发展速度,增强环保与基建投入等措施,能够有效地实现游客数量的持续增长,生态系统状况的良性改善,旅游协调度也呈现出优良稳定的态势。

    2019年07期 v.29;No.227 31-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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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铁开通对城市生产体系绿色重构的影响

    张明志;余东华;孙婷;

    在高铁广泛开通的时代背景下,研究高铁开通对城市生产体系的变动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在环境规制日益趋紧的政策背景下,城市生产体系的绿色重构则又需得到重点关注。本文将高铁开通作为一外生冲击事件,以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高铁开通是否可以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进而是否可以重构城市绿色生产体系进行研究,并得到两个主要结论:①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对外开放扩大效应降低城市污染排放,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相较省会城市,高铁开通对非省会城市的工业环境污染物排放降低作用更加明显。②高铁开通可以极大释放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贡献作用,形成就业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的转移效应,加速淘汰工业落后产能、低效产业,形成产业结构绿色发展效应。另外,本文还从空间和产业两个角度讨论新时期城市绿色生产体系的重构问题,以促进城市在新阶段形成可持续绿色发展。在空间方面,宜通过高铁站两端分离、盘活周边区域、筹建清洁主题工业园区等举措释放高铁开通更高的绿色发展效应。在产业方面,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服务业多集聚中心、多特色中心、多精品中心,推进结构转换,另一方面则需要顺应"结构智能化"趋势,更好地将高铁站牵引产业与人工智能相融合,以长期推动产业绿色发展。本文最终给出相应政策建议,包括对高铁站附近产业聚集区进行科学设计、将高铁站更多布局于非省会城市、加速形成服务业高铁站高效聚集区、积极做好工业流出人员转就业的培训指导工作。

    2019年07期 v.29;No.227 41-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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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刘凯;吴怡;陶雅萌;王成新;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和新目标,需要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文明三个子系统协同推进与共同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是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和必然选择。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尤其从不同维度厘清生态文明建设不同子系统对碳排放强度的具体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2004—2016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在STIRPAT模型基础上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碳排放强度的Moran’s I指数在0. 425~0. 473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相互之间的碳排放强度可以相互影响,其原因在于相邻省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且自然和经济社会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②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4. 743 139、2. 865 884、-0. 324 6447,生态经济文明和生态环境文明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生态社会文明提高了碳排放强度。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降低碳排放强度需要三个子系统均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影响,需要进一步转变生态社会文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全面降低碳排放强度。③生态社会文明空间溢出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空间溢出效应的相关系数分别是2. 046 531、-3. 238 323,生态经济文明上升造成了周边省域碳排放强度上升,生态环境文明上升促进了周边省域碳排放强度下降。相邻省域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生态经济文明目标,建立跨省域减少碳排放合作机制,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高的同时共同致力于碳排放强度降低。

    2019年07期 v.29;No.227 50-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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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产业集聚能提高农业碳生产率吗?

    张哲晰;穆月英;

    基于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主产区2017年蔬菜专业村设施蔬菜种植户调研数据,在对产业集聚如何影响农业碳生产率进行数理模型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实证检验。首先,运用路径分析方法总体衡量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是否会强化技术溢出与规模效应以及二者对农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然后,运用门限回归方法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即"锁定"与"拥挤"效应。最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差异性农户的异质性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影响技术溢出与规模效应作用的发挥。其中,技术溢出、基础设施建设伴随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与农业碳生产率之间呈"W"型关系,只有全面转型升级才是克服简单扩张导致的"锁定"与"拥挤"效应的最终途径,社会化服务供给缺陷则是约束农业碳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时,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高农业碳生产率农户的低碳增效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生产专业化水平、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以及农户对消费者质量安全问题认知,也是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提高农业碳生产率的政策建议:①继续加强主产地建设,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②完善主产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标准、精准服务对象、完备服务内容。③推动农业产业集聚转型升级,实现集聚由"数量"向"质量"提高。④加强对农户人力资本、现代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加以倾斜。⑤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者低碳生产行为,将消费者绿色健康需求通过价格传导到农户方面,推动农户低碳生产。

    2019年07期 v.29;No.227 57-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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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碳排放峰值控制下的建设用地扩展规模研究

    於冉;黄贤金;

    建设用地作为最大的碳源用地类型,碳排放贡献率显著,因此,低碳调控是实现建设用地减量化的有效手段。已有研究多是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控制建设用地扩展来实现碳减排效果,而当中国政府做出2030年左右达到CO2排放峰值的承诺后,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碳排放的达峰问题。因此,本文通过构建与修正Kaya恒等式、回归拟合、灰色预测等方法,在合肥市建设用地碳排放峰值预测的基础上,对该峰值管控下的建设用地扩展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提出了碳排放峰值对建设用地管控的研究思路与框架,认为基于碳排放峰值的科学预测,可以有效地控制建设用地扩展,并引导土地利用结构调整。②GDP、人口与建设用地、碳排放的关系密切,按照人均GDP高、中、低值三种情景的设定,认为中值情景更符合合肥市"十二五"以来的发展状况,即合肥市将在2030年达到CO2排放峰值1 862. 54万t,此后开始逐渐降低。③建设用地扩展与碳排放之间具有强相关性,根据中值情景下合肥市的CO2排放峰值预测结果,合肥市建设用地将在2030年达到最高值10. 81万hm~2,此后开始逐渐减少。最后,提出两点讨论:①对于模型构建、因素分解等方面可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为决策、规划提供更全面的依据。②展望未来,"退建还耕"应当是中国城市精明增长的路径之一,城市周边建设用地复垦将是城镇建设用地整治的重要工作内容。

    2019年07期 v.29;No.227 66-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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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电厂大气排放监测大数据分析及政策影响研究

    马北玲;吕欣;陈星;陈晓红;

    火电行业作为我国能源消耗和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点行业,既是承担国家减排目标责任的主力军,也是体现减排成效的突破口。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国家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效果,特别是分析促进火电企业减排的主要因素,本文以2006—2015年湖南省300 MW及以上大型火电企业燃煤机组发电过程中烟气排放的SO2、NOx等连续监测大数据为基础,对主要污染物年、月、日、区域的变化及差异进行挖掘,并对各排放特征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总体上反映了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体系的整体演进特征和规制效果,以及火电厂对中央政策的响应速度和程度。具体而言,除了政策的影响之外,月度变化特征跟区域的能源结构、气候环境紧密相关;日变化特征跟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差异及选择的环保设施运行工况有关。根据在线排放特征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了火电厂大气排放监测大数据绿色调度智能化和环境信用评价应用的建议。研究结果说明,基于监测数据的政策影响研究对以计量经济学模型为主的政策效果评估方法是一个补充。此外,对于政府提高污染治理的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也有重要意义。

    2019年07期 v.29;No.227 73-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3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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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Zipf方法的中美天然气价格行为研究

    张跃军;马淑姣;

    在低碳经济转型升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常态下,天然气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近些年美国页岩气革命对全球油气供需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引发了全球关注。为此,本文运用Zipf方法刻画中美两国天然气价格的动力学行为,并开展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首先,中、美天然气价格行为均是非对称的。在中国市场,大体上天然气价格长期看涨的概率更高;在美国市场,温和型投资者在5. 5 a的投资时间标度内看涨天然气价格,超过5. 5 a则认为天然气价格随机波动,而贪婪型投资者长期看涨天然气价格。其次,投资者的投资时间标度和预期收益均会对中、美天然气价格行为产生影响。时间标度越大,中、美天然气价格看涨的概率越大;预期收益越大,其对天然气价格行为的扭曲越大,但若预期收益收敛至临界点,就不会再扭曲天然气价格行为。最后,中国天然气市场的两类投资者以及美国天然气市场的温和型投资者对市场认知的分歧主要都源于价格的涨跌幅度和涨跌时机,而不是涨跌本身。然后,我们为中美天然气市场投资者提出几点建议:在中国市场,温和型投资者可以一直持有天然气资产,而贪婪型投资者可以继续买入并持有天然气资产。在美国市场,温和型投资者在一个季度内可以买入当天和卖出期限不足一个季度的天然气期货合约,在一个季度至5. 5 a内可以卖出天然气资产,超过5. 5 a后投资者无论做空还是做多都有可能获益;贪婪型投资者可以买入并长期持有天然气资产。这些结果有助于认识中美两国天然气市场不同行为主体的交易行为,以及规避天然气价格的极端波动。

    2019年07期 v.29;No.227 80-9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9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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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效应分析

    吕越;吕云龙;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刻画了2001—2009年间我国14个工业行业与全球38个主要国家间的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隐含碳排放程度,并实证研究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参与价值链会加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给中国的环境造成恶化效应,反而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强。其次,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最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的改善效应主要来源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的积极作用,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则会提高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也就是说,提高中国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国内增加值率的下降将恶化我国的环境状况。

    2019年07期 v.29;No.227 91-1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4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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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初钊鹏;卞晨;刘昌新;朱婧;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2019年07期 v.29;No.227 101-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0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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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企业绿色转型迫在眉睫。环境税作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是一种推进企业绿色转型的最有效的经济诱导制度安排,为当前研究的前沿。本文立足于宏观财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的视角,以合法性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基于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环境税会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即当环境税的税负水平提高时,企业绿色转型程度也会随之提高。②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存在异质性,即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高信息透明度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低信息透明度企业中表现并不显著。③环境税倒逼企业绿色转型的渠道在于,环境税通过提高企业合法性压力和增加企业成本粘性,进而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这意味着,在现阶段政府通过提高环境税税率、增加执法刚性、降低行政干预等手段提高企业环境税的实际税负,可以有效地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但为了更好地实现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政府需要进一步地改革和完善环境税的税制结构、税率设计、征管模式等税制要素来提高环境税制度的弹性。同时,政府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市场化建设以及建立绿色投融资渠道,使环境税的倒逼效应更加有效;企业应当提高信息透明度,积极地进行绿色转型以响应环境税的合法性压力和成本粘性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9年07期 v.29;No.227 112-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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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风险类型化视角下环境标准的差异化研究

    刘卫先;

    类型化是人类识别、应对、管理和控制环境风险的一种必然方法。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环境风险类型化的分析以及针对不同类型环境风险之环境标准的差异性分析,发现我国相关环境标准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文章通过运用事实分析、比较分析、价值分析等研究方法,发现在类型化视角下,基于保护对象的不同,应当将环境风险分为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并且,在此基础上应将相应的环境标准区分为人体健康标准和生态环境标准;在此区分之下,应进一步将人体健康标准和生态环境标准区分为有阈值物的环境标准和无阈值物的环境标准、可接受的风险标准和不可接受的风险标准。不同类型的环境标准之间应当存在一定的差异。唯有如此,才能有效规制相应的环境风险。这也是发达国家相应环境标准的普遍做法,但在我国相关的环境标准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体现,应当成为我国将来环境标准制定的努力方向。根据这些研究结果,论文对我国环境标准的类型化和差异化方面主要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完善建议:第一,明确将我国的环境标准区分为人体健康标准与生态环境标准,并作进一步差异性的细化规定;第二,加强环境基准的研究,为环境标准的类型化与差异化提供科学基础和有效前提;第三,强化环境标准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提高环境标准类型化与差异化的可实施性。

    2019年07期 v.29;No.227 121-1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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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分析框架:补偿主体视角

    郑云辰;葛颜祥;接玉梅;张化楠;

    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改革方向,其目的是通过在政府补偿的基础上增加市场化和社会化补偿手段,以改变当前政府公共财政补偿面临的困境,健全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本文应用文献研究法、案例法、演绎推理法等研究方法,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协同理论为基础,探索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为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思路。研究认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在于依靠多元补偿主体,去分担一个共同的补偿量,通过协同运作,实现多渠道补偿,提高生态补偿的效率。基于"目标关联维度"的范畴,生态补偿的协同涉及到目标与效益维、时间维、空间维和途径维上的统一。利益趋同、权责体系和先定约束是能够表征生态补偿有效协同的序参量,其中,对流域生态保护所产生的公共利益趋同是协同补偿的驱动力量,相对明晰的权利和责任分担体系具有决定作用,通过法律规定、政府规制、协商达成的先定约束是最终实现补偿支付的控制参量。应在统一目标下选择和管理这些序参量,进而产生多元主体系统协同补偿效应。具体而言,补偿主体方面,可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应利益相关者"权、责、利"的角度,把流域生态补偿主体抽象为政府、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组织三元主体。补偿标准方面,以流域生态保护成本为下限,以外溢效益为上限确定补偿标准范围,依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收益结构"和"能力结构"原则,从时间、空间和主体维度初步构建动态责任分担、区域责任分担和主体责任分担机制。补偿途径方面,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对市场主体的规制和社会公众组织的引导,构建政府补偿、市场补偿、社会补偿相互耦合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模式,建立三元主体网络型协同运作机制,并需健全相关法律保障体系、资金保障体系和监管评估体系,以保障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顺利实施。

    2019年07期 v.29;No.227 131-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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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持久多维贫困测量与分析——基于贵州普定县三个行政村2004—2017年的普查数据

    程晓宇;陈志钢;张莉;

    中国的精准扶贫已经进入深度贫困的脱贫攻坚阶段。尽管学界尚未明确给出深度贫困的定义,但学界研究的持久贫困与当前政策所关注的深度贫困具有相同内涵,研究农村持久贫困问题,有助于理解深度贫困并为减贫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利用贵州省普定县三个行政村2004—2017年整村调研所形成的5期面板数据,从多维视角出发,考察农村持久贫困的规模、分布及成因。具体地,首先采用AF多维贫困测量法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测算农村家庭在健康、教育、居住条件和资产四个维度的持久多维贫困发生率。其次,为考察不同维度的贫困状况,对持久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分析。此外,进一步实证分析农村持久多维贫困的致贫原因。研究发现:①农村持久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8. 62%,意味着在农村近三分之一的家庭经历着持久贫困。②健康状况差是持久多维贫困的主要方面。健康维度对持久多维贫困指数的总体贡献率为31. 3%,且健康维度未表现出明显的改善趋势,健康维度内的慢性病指标甚至表现出恶化的趋势。③劳动力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养老负担重已经成为持久贫困的重要致贫原因。本研究有着如下政策启示:①在帮扶群体上,需更加关注非深度贫困地区的深度贫困问题。②在帮扶维度上,需重视改善深度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③在具体帮扶措施上,需充分考虑深度贫困家庭的劳动力缺乏状况。具体地,在需要投入要素的帮扶措施中,探索除劳动力投入外的其他投入机制。同时,需提高农村的医疗、养老等保障水平与服务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兜底的减贫作用。

    2019年07期 v.29;No.227 140-1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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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

    郭华;黎洁;

    城镇安置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导的安置模式。本文首先简要探讨了我国移民安置模式的演进,在深入分析城镇安置模式三个层次的内涵及其对搬迁户生计活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南安康移民搬迁地区搬迁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模型,控制了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以及贫困搬迁户生计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①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1. 863个对数发生比。在贫困的搬迁农户样本中,城镇安置模式使贫困的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了1. 823个对数发生比。②在全部搬迁户样本中,医疗设施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贫困搬迁户,便利的交通设施更有助于其从事外出务工等非农型生计;是否获得产业、就业扶持或培训无论对全部搬迁户或贫困搬迁户都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③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讯费用对全部搬迁户以及贫困的搬迁户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搬迁时间对搬迁农户生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贫困搬迁户无显著作用。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城镇安置需要综合配套,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帮扶措施及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帮助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流转土地,盘活搬迁农户在迁出区的资产,增加农户收入;要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持等。

    2019年07期 v.29;No.227 149-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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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抑制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

    冯晓龙;刘明月;仇焕广;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成为减少牧区牲畜养殖数量和保障草原可持续利用的政策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牧户通过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信任、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中政策监督执行成本高等问题,还能形成减畜的集体行动从而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探讨社会资本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内蒙古、甘肃两省474户牧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检验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社会资本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策监管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的影响效应为负。社会网络在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社会信任对草原生态补奖资金和政策监管影响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此外,是否草场流转、非牧业收入占比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对牧户超载过牧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优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发放方式,加强政府对牧户减畜的监管力度,同时发挥社会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作用。

    2019年07期 v.29;No.227 157-1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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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审视国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主题脉络、知识演进与新兴热点

    司红运;施建刚;陈进道;吴光东;王欢明;

    自1994年国务院发布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来,中国在人口、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及其治理方面已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和研究进展。作为国内唯一以可持续发展为办刊宗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收录并出版了过去数十年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质量研究。回顾分析其近年来的出版特征和演变趋势对我国未来多方位的可持续性发展研究治理有重要意义。为此,文章借助文献计量方法,以2010—2018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出版的2 543篇论文为样本,对国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题脉络、知识演进与新兴热点进行系统性审视。研究发现:①《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在过去八年中收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视角和范围较为全面,主要涵盖了碳排放、生态与环境、能源与资源、农村与农户、城市与城乡以及经济与产业六大主题。②其总体的知识演变是由可持续发展相关主题的概念、指标和评价逐渐转变为单一主题的细化、延伸和深入研究,以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探讨和治理协同。研究方法上则是由初始的理论框架、影响评估和因素分析逐渐转变为问题导向和数据支撑的计量实证、效率测算和时空分异。③国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主题有明显的政策引导效应,近期的新兴热点为精准扶贫、城镇化、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绿色发展、雾霾、新能源汽车、共享出行和韧性城市。这项研究的讨论与结论可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科学的期刊编辑、作者、审稿人和读者以及对相关领域最新技术水平感兴趣的人员提供研究参考。

    2019年07期 v.29;No.227 166-1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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